周总理与北京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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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章春等编
出 版 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3-1字数： 200000版次： 1页数： 224印刷时间： 2008/03/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04025290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作为国家领导人，喜爱并支持文艺事业，并不乏先例，然而像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北京人艺，从剧场建设到提高剧院艺术水平以及演职员生活等方面，给予全面关心和指导的，确实极为少见。北京人艺辉煌的发展与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关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与周总理有过多次接触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在他们那里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要讲，于是，北京人艺与中国戏剧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图文本《周总理与北京人艺》。
苏东坡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诗句，感叹人生如梦如云，易飘渺而逝。然而在北京人艺许多老一代戏剧工作者的记忆里，每当忆及他们与周总理的交往和友谊，往事则历历在目，仿佛如昨日；一想到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内心总感觉是荡漾着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幸福来自于他们对周总理平易近人的品格的尊敬，来自于对国家总理人格力量的尊重与崇敬，这种因幸福而激发出的文字在他们的笔尖下流泻，洋洋洒洒地铺就在一篇篇稿纸上。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是人艺众多老艺术家的心血之作。其中许多作者已然辞世，如田冲、梅阡、李婉芬、周瑞祥、葛崇娴等；斯人已逝，我们只能选择他们在周总理百年诞辰时写的纪念文章。而健在者大多已是耄耋之年，但为了本书的出版，寄托对周总理的一片深情，他们依旧伏案写作，笔迹一工整地多次修改誊抄。如宗温老师，已是八十有五，每个星期她必须要做i次透析，而且在这期间还摔坏了胳膊，但是她仍然坚韧地写作；再如吕崽老师，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居然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她反复修润文章，当几次交来用电腑打出的文稿时，她还很抱歉地说你们千万别笑话我，我刚学会电脑，打字慢，但我是会学好的。
目录
真正的奠基人 欧阳山尊
忆总理 田冲
印象周恩来 叶子
周总理，我永远的思念 赵韫如
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 于是之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朱琳
忆周恩来总理 胡宗温
周总理为中国话剧导航 郑榕
周总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吕 恩
怀念周总理 蓝天野
不尽的思念 狄辛
永远的记忆 杨薇
春夜 梅阡
和心和血颂丰碑 周瑞祥
“婉芬，今天要好好演……” 李婉芬
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 刘华
周总理，我想念您 文燕
老照片中的故事 李滨
四十年前的亲身经历 葛崇娴
欢乐歌舞永久怀念 王志鸿
遥远的往事，清晰的回忆 张我威
曹禺的良师益友--周恩来 梁秉垫
一片丹心谱新曲 张学礼
我给总理让座，总理让我坐 陈宝增
重访周公馆 刘厚生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凤子
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张颖
散记周总理邓大姐与曹禺的友谊 赵炜
放飞梦想之地 苏叔阳
回忆周总理对舒绣文的关怀 舒兆元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演剧活动 黄殿祺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 金冲及
周恩来与南开新剧 何士龙谢明
后记 刘章春
书摘插图
真正的奠基人
欧阳山尊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人是谁？我说，剧院真正的奠基人应该是周恩来总理。
从剧院还是综合性的艺术团体（后来被称为“老人艺”）起，总理就对它非常关心。总理看了它演出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话剧《龙须沟》后，决定《龙须沟》到中南海去演出，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高兴地说：“戏里那个‘疯子’很有意思。”
建同初期，百废待兴，关于建设新的剧场问题肖然捉不到日程上来。“老人艺”的演出场所是“北京剧场”，是一个叫“真光”的旧电影院改名的。那里舞台很窄小，迁换布景困难，灯光设备也不齐全，演员要在潮湿狭小的地下室化装，即使到了1952年，专业化的“新人艺”（即专演话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那时剧院所演出的戏，总理每出都来看，有时戏的彩排也来参加，看完后总是要到台上和演员们交谈、提意见。由于他平易近人，大家就非常随便，没有把他看成一位高高在上的大首长。当谈到剧场问题的时候，大家就“诉苦”说这个旧电影院舞台小，化装室挤，不合乎演剧用，希望总理批准建一所新的剧场。总理要我们给他打个正式的书面报告，我们按照指示办了，没有想到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剧院将建新剧场的具体工作交我负责，于是我就忙着选址、拆迁、设计一系列施工前的工作。我在1950年访问东德的时候，曾考察了那里的许多剧场，感到他们的灯光、音响和空调设备比较先进，便建议向东德订货，并将此事汇报总理，经他批准由外贸部办。此后不久，我被通知参加一次外贸订货会议，发现订货单上没有我们的项目，原因是重要的订货项目多，外汇有限，所以将我们的项目“挤掉”了。当时我感到这已是定局，就忽略了向总理汇报。不料一天凌晨，电话铃将我从床上唤醒，是总理的秘书韦明打来的。他说：“总理刚审阅了外贸订货单，问为什么没有你们剧场的订货？”我将开会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会上既已做出了决定，看来是无能为力了。”韦明听后笑着说“你真傻，既然总理现在过问这件事，怎么会无能为力呢？”结果是进口的设备如期到达。
在新剧场（即现在的首都剧场）施工前的一切工作都做好了的时候，文化部周扬副部长忽然把我找去，通知说：“这个剧场建好后应演出各种剧种和文艺节目，并由各个文艺团体共用。”我提出：“原先这个剧场是总理批给北京人艺的。”但他说：“可是它的建筑费用是南文化部的文化经费中拨的款。”我问此事是否已经决定？他明确地回答：“是的，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将其告诉了曹禺、焦菊隐等几位领导，他们也感到很遗憾，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
首都剧场建成了，我们却仍然在那个旧电影院演出。有一次，总理在看戏的时候问到这件事，我们就趁机将经过情形如实向他作了汇报，接着又给他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将首都剧场拨归北京人艺管理和使用。总理在批示中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这个现代化的剧场才成为北京人艺用来排练和演出话剧的专用场所。这个剧场对于北京人艺在话剧艺术的创造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每当我们在剧场宽敞的排演厅里练功和排戏，在设备完善的化装室里化装，在现代化的舞台上进行演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总理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
总理到首都剧场看戏都是花钱买票，不作专场演出，不设专座，也不在座位前面空出几排位子，而是和普通观众一起看戏。有时因公务来迟，戏正在进行，他就在后面站着或暂坐在后边的空座上。如果观众发现总理也来看戏，必然会热烈鼓掌并拥过去抢着和他握手，这就容易影响剧场的秩序。有鉴于此，以后总理入场以前，我们就将“堂灯”（前台的灯）压暗一点，使观众不易发现他；如在夏季，他就从随行人员的手中接过一把大蒲扇遮一下脸，等到观众发现时，他已经坐好，戏也开始了。总理就是这样和我们配合维持剧场的良好秩序，他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又是一个模范的观众。
总理对于我们演出剧目的内容非常注意，尤其是对于现代剧目的内容要求特别严格，因为它们与党的政策密切相关。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时期，我们上演了南京部队作家刘川创作的《烈火红心》，由于这个戏起到“鼓足干劲”的作用，全国剧团都在演它。总理两次看了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在刚参加完“郑州会议”回到北京，他看完戏就召集大家谈意见。他说：“鼓足干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和科学的精神相结合。实践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在戏里，对那位工程师表现的那种轻蔑的态度是不对的。最后处理成让他将手里的书本扔到地上的动作，既不合理也没有说服力。”他要我们到南京去，把这些意见传达给作者，并到长兴耐火材料厂，找到剧中人物的原型，作进一步了解，然后和作者一起研究剧本的修改问题。我们遵照他的指示这么做了，并按修改后的剧本重新排练演出了。
总理对演员的基本功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于台词的基本功。他看戏时精力集中，遇到演员没有把台词念清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听不清，太快了，听不清。”有一次在后台，他问大家是不是每天都练台词。大家正考虑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对叶子说：“叶子，你是老演员，你每天练吗？”叶子不无踌躇地回答：“也练，但不是每天练。”总理听后笑着说：“我在学生时代演过话剧，是个业余演员，为了把戏演好，每天都要练习念台词，可你们是专业演员怎么能不天天练呢？话剧，话剧，首先是要把台词念好，让观众听清楚嘛。”自此，剧院把演员的台词基本功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聘请了声乐教员和许多曲艺名家来讲课，教授发声换气、吐字归音等基本功，并且规定每个演员必须每天坚持练习。
对于话剧的台词，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只妻能说话就能演话剧”。意思是练习台词是不必要的；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影、视演员演话剧，台词很生活，很自然，没有话剧演员的‘舞台腔’”。意思是话剧演员练台词会练出“舞台腔”来。两种说法异曲同工，都是否定台词基本功的重要性。总理通过自己青年时代当话剧演员的经验和作为观众看话剧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台词基本功的重要性，郑重地向我们提了出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坚持着去做，使剧院的台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总理对于舞台美术也很关心。在我们演出《雷雨》时，他和邓大姐对于戏里的服装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使剧中人物的穿戴符合30年代的式样，表达出当时的时代特色。我们演出老舍编剧的《红大院》时，作为这个戏的高潮需要在天幕上显现出国庆夜晚放礼花的形象，在灯光和效果的互相配合下完成了这项任务，做到了有声有色惟妙惟肖。总理看后对此非常感兴趣，散戏后，他找负责这方面的同志，问他们是怎样做出来的。他们介绍了创造的经过，并在天幕上一再做了几次“表演”，总理高兴地说：“你们的创造应该推广。”
总理对于剧院青年演员的思想成长极为关注。“北京人艺”建院后演出的第一个戏是老舍写的《春华秋实》。剧中写一个不法资本家在承包制造抗美援朝的军需物资时偷工减料，谋取不义之财；他的女儿是个少先队员，父女之间产生了矛盾，展开了一场斗争。扮演那个少先队员的年轻演员，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总理知道这种情形后，和她作了一次谈话，现身说法地用自己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现实启发她说：“家庭出身是不能自己选择的，正因为这样，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锻炼和改造。”有一次，总理在剧院新建好的宿舍里对一个刚出学校门的青年演员说：“花朵不能光在温室里培养，要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长得好。”他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青年演员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理非常关心我们深入生活的问题。“老人艺”演出《龙须沟》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到那条“臭沟”去和居民们一起生活，“新人艺”演出《春华秋实》前，导演和演员都住到那个剧中原型的工厂去体验生活；以后，演出曹禺创作的《明朗的天》也是到医院去观察体验，对于这些做法，总理在谈话中都给予热情的支持鼓励。在我们排演朝鲜现代话剧《红色宣传员》时，他还批准我们出国到朝鲜去学习和体验……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深人生活，吸取创作的源泉”成了北京人艺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创作的规律和传统。
我曾为剧院导演了一出苏联话剧《带枪的人》，内容是写“十月革命”的，剧中出现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象。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该剧的作者包哥廷在剧本再版时，将斯大林删去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定还是按照原本演，并将它作为国庆十周年的演出剧目。为此，塔斯社的记者跑来找我“采访”，提出：“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个时候上演这个戏？”我回答他说：“这个戏是我们的保留剧目，安排在什么时候演出，是我们自己的事。”总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来看了这个戏，高兴地上台和大家握手。当我们请他到台阶上和剧中的列宁、斯大林一起照相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他们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平站在一起呢。”说着就参加到“红军战士”中一同摄了影。他的话是针对当时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一个否定，对我们也起到了很深的政治教育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来看我们的戏在休息时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有一次我用自己攒下的茶叶沏了茶，经过说明，仍没有喝。他殷切地对我们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在这种时候，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怎么能喝茶呢！”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体会到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总理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使大家深为感动，也深受教育。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总理再也没有到首都剧场来看过戏，在这期间，我们也没有演出过任何戏。事实上在十年浩劫中，话剧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已没有机会见到总理，只能从报纸上的照片看到他的形象。当我们发现他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脸上的老人斑日见增添，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的时候，心头感到无限的沉重。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邓颖超大姐。由于我那时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招呼，倒是她主动来招呼我，并意味深长地和我说：“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给总理和我写信，我们约好了，在这期间，所有给我们的信都只好暂不作复。”当我问及总理的身体情况时，她只说：“他太累了。”从这简单的四个字中，可以体会到总理处境的险恶。但是总理为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挑起祖国人民委托的千斤重担，不顾自己重病在身，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着，在当时那股浑浊的涡流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知道只要有总理这个中流砥柱存在一日，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就难以得逞，因此就千方百计对总理进行折磨与迫害，大大地缩短了他宝贵的生命，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总理对于我们剧院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无论是在物质基础上、艺术创造上还是思想建设上，他为剧院都花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北京人艺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同他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分不开的。他是剧院真正的奠基人！为了纪念敬爱的总理的百岁诞辰，我们这些后人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地工作和严肃认真地创造，把北京人艺建设得更加辉煌。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总理对我们的一片苦心和殷切的期望。
忆总理
田冲
已经离休十一年了，可是每当经过首都剧场，总要联想起周总理。尤其是在纪念他老人家百年诞辰的日子，更想与人叙叙那深深的怀念之情。前些时候在广州参加了一次纪念活动，回京后听说剧院已开过追思座谈会，有些同志的发言非常动人。终于按捺不住，提起笔来写点回忆，算是参与大家的缅怀。
我认识恩来吲志是在1938年。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使我成了一名抗敌演剧队员。是年8月，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组建的十四个团队中，我们抗敌演剧第三队分配到第二战区。从那以后，经历了前线和敌后的斗争，也经历过蒋介石、阎锡山特务机关的迫害。由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抵制了三次反共高潮的冲击。在这期间，恩来同志关于“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指示，成了我们团结友人、战胜敌人、壮大自己的有力武器，指引我们走向了最后胜利。
解放后，我到了北京人艺工作，对恩来同志的关怀领导受益更多，感受更深，对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伟大的人格魅力，更加钦佩敬仰。谨从记忆中撷取几个片断，以寄思念之情。
一、周总理是北京人艺的缔造者
许多同志都知道，今天的北京人艺前身，是李伯钊同志领导的综合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俗称“老人艺”）话剧团和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1952年6月由二者合并正式建立了后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其实，老人艺的组成就是薄一波同志请示恩来同志后，由剧宣二队第一批回解放区的丁丁、史平等同志和延安党校文工室的同志组成的。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华大文工二团）更是恩来同志电召剧宣二队留在北平的队员（其中包括南方各演剧队和城工部领导下的祖国剧社成员）为基础组建的。而现在的北京人艺的建立也是经彭真同志请示恩来同志批准才正式诞生。所以我说，恩来同志是北京人艺的真正缔造者。
二、保护剧院不受过火斗争的干扰
建院初期，组织机构尚不够健全统一。院领导层设有党组，下面又有总支；党组管大事，总支只管党务。两个组织书记都由起扬同志一肩挑，但两个班子分工不明，矛盾不少，意见纷纷。那时曹禺同志尚末入党，一些事情难以介入，加之兼职很多，也无暇顾及。一时间，领导层内部，群众对领导层，就上下关系、团结专家、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见解和意见。正值此时，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批判俞半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起因又是支持青年学者蓝翎、李希凡的红学研究新观点，批评了某些文艺界领导崇拜权威、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于是，剧院内几位青年同志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北京人艺同样有压制青年演员的情况。以当时的政治气氛，如果顺势而上，很可能这场运动的过火斗争就会在院内燃烧起来。但恩来同志在百忙中不仅关照了人艺的问题，而且实事求是地作了指示，因势利导地解决了剧院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