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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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薛兆丰
基本信息·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页码：217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503687827/9787503687822
·条形码：978750368782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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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价值。简单地说，它指出了美式（更大程度上是欧式）反垄断法的种种圈套和谬误，而许多国家正在生搬硬套这种反垄断法。只要读完这本著作，你就会奇怪在经济科学当道的年代竟然还有如此错漏百出的东西，而且还会惊叹其它国家竟然还会对这趟混水趋之若骛。兆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阐释为什么一系列的现象——诸如企业扩大规模、锁定转售价格、企业纵向整合、低于成本定价、价格歧视和多种类型的合并——其实都是促进竞争和有益经济的行为。不幸的是，用来解释这些好处的这些强有力的经济逻辑，以前并不总是被人理解。美国的反垄断法始于1890年，但兆丰所介绍的这些令人折服的解释，许多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成形的；而尽管美国的法院在过去这些年里已经开始重塑反垄断法，以求体现这些新知识，但其他国家的法院和管制者却似乎要让智力的时钟定格在1950年附近，而那恰恰是反垄断思维荒诞不经的高峰期。所以尽管这几十年来，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政治和经济思辨的每个角落，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垄断思维，却恰恰在那些声称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最大效用的国家里大行其道。兆丰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对经济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这个现象的第一个根源，也是经常被低估的根源，就是经济学无知。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的拥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则，他们就应该更钟情于1950年代后的反垄断司法实践，而不是1950年代前的理论。为了细述经济学新知的重要性，兆丰详细介绍了在美国法学院以“法与经济学”驰名的学术运动的演变历程。那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学术进步。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影响了法学教授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对美国联邦法庭的法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大部分的反垄断实践就是在联邦法庭里进行的。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的活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些新知，反垄断的图景里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改进。
但是，用“无知”来进行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它无法解释政客和管制者为什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别的问题上犯傻。于是，兆丰闯入了一个在反垄断学术圈内罕有人谈及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对解释反垄断世界里的许多现象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主题，即“对政治行为作经济学分析”，本身就属于新近的研究成果，虽然它的框架已经越来越形式化和趋于完整了。现在，通过运用经济分析工具，深化对现代美国反垄断的理解，我们才开始明白政客和管制者的个人利益如何符合逻辑地（尽管这对社会是不利的）驱使他们倾向于老式的反垄断政策。
作者简介薛兆丰，经济学者，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曾在梅森大学讲授“法与经济学”课程，并在国内发表过数百篇经济评论和文章，持续影响了读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2002 年出版《经济学的争议》，2006 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十大青年领袖。其个人网站为XueZhaofeng.com。
媒体推荐谢尔曼汉可真荒唐，但如果我的国家要下地狱，我就在此帮它一把。
——O·W·霍姆斯
多年来，我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刚人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我得出结论，反垄断法的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所以最好干脆废除它。
——米尔顿·弗里德曼
我被反垄断法烦透了。假如价格涨了，它就说是“垄断陸定价”；价格跌了，它就说是“掠夺性定价”；价格不变，它就说是“合谋性定价”……每当经济学家看到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样或那样的商业行为——他就在垄断上找理由。而由于我们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无知的，所以也就有着大量无法解释的现象，于是在垄断上找理由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R·H·科斯
现代的反托拉斯政策破败如斯，已经在学术上不配尊重了。其中一部分在法律上不配尊重，而更大部分则在经济学上不配尊重。由于它貌似只有一个目标，而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却往往适得其反，也由于它过于经常地引发对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有害的效果，我现在想说，它大部分在政治上也是不配尊重的。
——R·H·博克
谢尔曼法的立法者对“托拉斯”问题感到忧虑，但他们所认定的问题不仅模糊不清，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似乎担心低价会对与托拉斯竞争的小企业造成伤害，也担心歧视性定价的问题（如铁路对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提供的回馈，会置其他与托拉斯竞争的小企业于不利的位置）；但他们还担心高价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然而，他们对高价的忧虑，主要是认为垄断性定价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公，而不是担心垄断性定价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既要保护竞争者免受低价的伤害，又要保证消费者免受高价的伤害，这是两个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相容的政策目标。
——R·A·波斯纳
编辑推荐《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将掀掉读者头上的蒙眼布，把错误最初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们为什么至今还挥之不去解释得一清二楚。任何一个走完这个思想历程的人，都会深深地怀疑反垄断法究竟对社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即使政策制定者出于其自身的原因执迷不悟和一意孤行，我们也至少知道该如何缓解其决策的恶劣效果了。
目录
序言
Foreword by Henry G.Manne
第一部分：经济学基础
第一章 反垄断问题的深湛和困难
第二章 永远从租的角度看垄断
第三章 反垄断究竟要反什么
第二部分：包罗性企业行为
第四章 大的也可以是美的
第五章 把握商机就是企图垄断
第六章 勾结定价如何可能
第七章 似乎有勾结
第八章 为什么给零售价设下限
第九章 企业合并：被误信的危害
第十章 企业合并：被忽视的功能
第十一章 企业无边界
第三部分：排他性企业行为
第十二章 五花八门的进入障碍
第十三章 网络效应与路径依赖
第十四章 低价如何伤人
第十五章 捆绑销售能撬动垄断吗?
第四部分：知识产权问题
第十六章 知识产权与反垄断
第十七章 欧盟为什么要严惩微软
第十八章 欧盟的罚单谁付账
第五部分：寻租行为
第十九章 寻租有别于逐利
第二十章 反垄断的弗吉尼亚观点
第二十一章 法与经济学的缘起
第二十二章 反垄断法拓宽寻租之门
第六部分：司法改革
第二十三章 反垄断如何利用经济学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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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薛兆丰博士的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价值。简单地说，它指出了美式（更大程度上是欧式）反垄断法的种种圈套和谬误，而许多国家正在生搬硬套这种反垄断法。只要读完这本著作，你就会奇怪在经济科学当道的年代竟然还有如此错漏百出的东西，而且还会惊叹其它国家竟然还会对这趟混水趋之若骛。
兆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阐释为什么一系列的现象——诸如企业扩大规模、锁定转售价格、企业纵向整合、低于成本定价、价格歧视和多种类型的合并——其实都是促进竞争和有益经济的行为。不幸的是，用来解释这些好处的这些强有力的经济逻辑，以前并不总是被人理解。美国的反垄断法始于1890年，但兆丰所介绍的这些令人折服的解释，许多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成形的；而尽管美国的法院在过去这些年里已经开始重塑反垄断法，以求体现这些新知识，但其他国家的法院和管制者却似乎要让智力的时钟定格在1950年附近，而那恰恰是反垄断思维荒诞不经的高峰期。
所以尽管这几十年来，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政治和经济思辨的每个角落，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垄断思维，却恰恰在那些声称要发挥市场经济的最大效用的国家里大行其道。兆丰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对经济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这个现象的第一个根源，也是经常被低估的根源，就是经济学无知。政策制定者（以及他们的拥趸）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否则，他们就应该更钟情于1950年代后的反垄断司法实践，而不是1950年代前的理论。为了细述经济学新知的重要性，兆丰详细介绍了在美国法学院以“法与经济学”驰名的学术运动的演变历程。那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学术进步。这个领域的研究不仅影响了法学教授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对美国联邦法庭的法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大部分的反垄断实践就是在联邦法庭里进行的。对政策制定者进行教育的活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如果缺少了这些新知，反垄断的图景里就不可能出现深刻的改进。
但是，用“无知”来进行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它无法解释政客和管制者为什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别的问题上犯傻。于是，兆丰闯入了一个在反垄断学术圈内罕有人谈及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对解释反垄断世界里的许多现象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主题，即“对政治行为作经济学分析”，本身就属于新近的研究成果，虽然它的框架已经越来越形式化和趋于完整了。现在，通过运用经济分析工具，深化对现代美国反垄断的理解，我们才开始明白政客和管制者的个人利益如何符合逻辑地（尽管这对社会是不利的）驱使他们倾向于老式的反垄断政策。
这本书将掀掉读者头上的蒙眼布，把错误最初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它们为什么至今还挥之不去解释得一清二楚。任何一个走完这个思想历程的人，都会深深地怀疑反垄断法究竟对社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即使政策制定者出于其自身的原因执迷不悟和一意孤行，我们也至少知道该如何缓解其决策的恶劣效果了。
文摘第一章 反垄断问题的深湛和困难
2006年4月5日，我专程赶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场在其法学院举办的专题演讲。演讲者王晓哗教授，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反垄断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王教授讲演完毕，我有幸提问：“中国反垄断的立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反垄断执行机关’具备充分知识，以裁决哪一种商业行为有利或不利于市场竞争?”
王教授略显惊讶：“知识?你是说知识?我们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在场很多人都是法律专家。我们有知识，但我们还要去训练。我们需要训练出大量法律人才，来进行反垄断法的执法。”
我是有备而来，而王教授则举重若轻。这一问一答，寥寥数语，生动凸显了两大反垄断观念的核心分歧：一方认为反垄断执法者对市场机制运行缺乏认识，遑论动手调节；而另一方则认为经验和知识已经大致具备，缺少的主要是铺开的行动。
从那天起，我便酝酿写一个专栏系列，扼要地阐述我对欧美“反垄断现象”(包括其理念、模型、条文和司法实践)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我对王教授那句提问所蕴含的重重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