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节——山东三大秧歌的仪式性与反仪式性(民俗·文化·传播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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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张蔚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页码：34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811272334/9787811272338
·条形码：9787811272338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民俗·文化·传播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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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闹节——山东三大秧歌的仪式性与反仪式性》的调查研究重点围绕山东省域的三大秧歌商河县的鼓子秧歌、烟台地区的海阳秧歌、青岛地区的胶州秧歌。作为现今依然活跃于民间的汉族表演形态，三大秧歌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它们仪式性与反仪式性的比较研究，揭示秧歌这一民间表演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及意义。以秧歌仪式性和反仪式性的历时性发展和沿革来面对并论证当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何被传承和发展的现实问题。
作者简介张蔚，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表演、戏剧与舞蹈等艺术的研究工作。在《戏剧艺术》、《北京舞蹈学院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艺术百家》、《当代戏剧》、《上海艺术家》等全国艺术类核心学术期刊独立发表研究论文近30篇，编写教材一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青年项目、同济大学文科发展基金课题等。2008年被同济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录取为公派赴美访问学者。
目录
导论／1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目的、思路及价值／4
第二节 前人及相关研究成果综述／6
第三节 人类表演学的研究思路／15
第一章 节——秧歌仪式中的权力与秩序／33
第一节 山东几个区域秧歌民俗及节庆时令／3
第二节 村落的等级制度与公共权威／46
第三节 秧歌的仪式象征与“礼之互惠”／53
第四节 秧歌仪式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关联／68
第二章 山东三大秧歌的比较／81
第一节 仪式性强弱及其原因／83
第二节 地理位置构成与身体语言的象征差异／100
第三节 人物角色的差异／127
第四节 传播方式的异同／139
第三章 闹节——秧歌中无序的反仪式／155
第一节 山东秧歌的反仪式性在“闹节”中的体现
第二节 中国民间的“闹节”与西方狂欢的不同／173
第三节 其他区域秧歌的反仪式性／176
第四节 应用福柯理论来审视秧歌的反仪式／187
第四章 秧歌仪式与反仪式关系的沿革／197
第一节 秧歌仪式性与反仪式性历经几个转折时期的形态变革／199
第二节 近年秧歌仪式性被简化的深层原因／208
第三节 秧歌仪式性的商业化转向／211
第四节 都市秧歌表演的仪式性和反仪式性／220
第五章 秧歌文化的叙事及表演空间／229
第一节 秧歌文化的符号学阐释／231
第二节 秧歌中神话传说的传播机制／235
第三节 反复出现的母题／240
第四节 民间娱乐传播与受众的转换／245
第六章 山东三大秧歌的审美接受／259
第一节 山东三大秧歌的典型动律特点／261
第二节 山东三大秧歌的典型体态符号／267
第三节 山东三大秧歌的审美价值／273
第四节 山东三大秧歌的训练价值／282
结语／292
附录／295
参考文献／330
后记／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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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民间关于“乐大夫”这一角色的身份来历有多种说法。“有的说乐大夫是一种官职的称呼，是专门司仪宫廷礼乐的官，民间仿办之，赋予他无上的权力。因是村民所扮，演员所封，所辖又是民间俗舞，所以不着官服，只取其象征性，实际上是舞队精神上的首领。海阳东南沿海一带艺人说乐大夫是药大夫（海阳人口语‘乐’与‘药’同音），是药王孙思邈。其左手抱伞，右手执铃铛（也叫‘唤头’），肩上搭一钱褡子。当地人讲，铃铛又叫‘虎撑’。这虎撑也有传说，说是山中一虎神患牙疾，疼痛难挨，就去求孙思邈。孙思邈用铃铛撑开老虎的嘴，把老虎的坏牙拔掉，后人便把铃铛称为‘虎撑’。”还有一种说法与神话传说有关，乐大夫的原型是天宫“四大天王”中司职除瘟疫的墨里红，民问为纪念这位为百姓免除疾苦的神灵，特在秧歌中塑造、扮演他的形象。其他说法还有把乐大夫看成是“泰山大帝”或“看场佬神”，在这些众说不一的民间说法中，不难看出乐大夫在民众心中的美好形象和重要地位。
海阳人极为重视礼仪，因此海阳秧歌的仪式性也极为严谨。乐大夫作为海阳秧歌的领头人和指挥者，在表演中肩负着执行仪式的重要职责，当然在仪式过程中一直贯穿表演的成分。如果因此就认为乐大夫是一个拘泥古板的角色那就错了，他应是一个说、唱、逗、捧都天衣无缝的人物。海阳当地秧歌队到客村演出必须要实施一些礼仪，例如：“拜庙”、“拜牌坊”、“参驾”、“进村”、“出村”等，这一系列礼仪程序都要依靠乐大夫缜密的主持、即兴的幽默，带领秧歌队逐一贯穿完成。
乐大夫在指挥舞队到达客村场地后，会按照大夫调在场地中央说一些拜年词，秧歌演出一定要在拜年词说完之后才能开始。
后记我之所以选择“秧歌”作为近些年的主要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原因源于秧歌作为现今依然保留完好的汉族民问表演形态，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秧歌不仅仅是活跃于民间的一种表演娱乐形式，秧歌形态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流变，印证了中国不同时期基层民众的政治、经济及精神生活，承载着多元的社会文化内涵。因而，对秧歌的研究不应只立足于舞蹈、小戏等这些艺术化的形式表面，而应从跨学科的角度出发，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剖析。对“秧歌”这一民间艺术形态的研究应是人类学、民俗学、表演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性别学等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在我国民间保留的非专业、非舞台化的民俗及表演状况；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的人类生活、民俗文化、交际娱乐、乡土变迁、精神意识等现实问题。
山东省域的秧歌在我国整体秧歌种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普及面广。形式多样、历史悠久、保存完好，与其他省域的秧歌类型；东北秧歌、河北秧歌、陕北秧歌相比具有鲜明的差异性，风格较为独特。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山东秧歌是“孔孟思想”背景熏染之下带有民间祭祀性的娱乐表演形式。山东人“重礼守矩”的处事原则深化在了秧歌仪武化的展演秩序中。相比较而言，山东地区秧歌反仪式性不及东北、陕北等地区那么明显。仪式性与反仪式性的分层共存是山东秧歌的鲜明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