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公共行政
分類: 图书,其他,
品牌: 楚艳红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7300044174
·条形码：9787300044170
·包装版本：1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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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被称为美国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在对美国现代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现状和理论进行批评性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吸收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以话语理论为立足点，对后现代状况下公共行政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要以开发性的对话模式来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以确保公共行政的有效实施。
本书是先锋派作者写就的先锋派作品。它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研究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批驳了诸如公共管理学、制度主义、社群主义等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作者开阔的视野，犀利活泼的文风以及大胆的理论创新，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本书不仅为后现代时期的公共行政展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新视角，而且也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它不愧是美国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里程碑式的著作。
作者简介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 J．Fox)，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得克萨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事务中心主任。福克斯教授有着政治哲学的专业背景，近十年来主要关注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领域。福克斯教授研究范围甚广，著作颇丰，其运用哲学尤其是当代哲学来解决美国政府实际治理问题的理论独树一帜。
休·T·米勒(Hugh T.Miller)，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项目副教授，在华盛顿美国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在《公共行政评论》等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媒体推荐译者前言
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的《行政研究》一文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发端，尔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的引入，奠定了美国乃至世界公共行政思想的主流，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达到其发展的巅峰。然则，到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白宫丑闻、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与民主运动的高涨等等导致了美国建国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激发了公共行政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公共行政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替代传统模式的新理论：制度主义、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而与此同时，各种行政改革也风起云涌：公务员制度改革、绩效评估、道德建设、政府重建等。但这一切似乎并未能
完全遏制住美国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继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之后，里根总统的“伊朗门事件”和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事件”一再暴露出美国公共行政体系存在的严重漏洞，也充分暴露出已有的公共行政理论在现实面前的捉襟见肘，再加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各种后现代思潮，更是令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假设和概念陷入全面的困顿，更别说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切人后现代的现实本身。
我们现在翻译的这本《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为解决上面所述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危机而给美国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开出的一张处方。全书共分两篇六章。第1篇主要集中于分析各种已有的公共行政理论以及后现代状况下公共行政理论的困境；在第2篇中，作者通过介绍现象学的情境与意向性观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话语理论，并进而将其运用于后现代境域中，对后现代状况下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证。
作者首先批判地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传统理论模式及其各种后起的替代性模式的局限和问题，指出制度主义或宪政主义不过是在强化传统的政治桁政的二分法，而所谓的社群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下又是一个不可能的理想，它们都无法带领现代公共行政走出理论的困顿。
接着，作者对后现代状况做了一种符号学的分析。作者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的话语理论。
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作者的这一概念是现代物理学的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如作者所说，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决于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而能量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这些目标和意图使人们被吸引、被激动、被改变。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那里，有着各种能量或力的作用，它们各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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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篇 批判
第一章 民主治理的新途径
1. 1概述
第2章传统及其替代
2．1环式民主模式
2．2堂吉诃德式的主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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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A独白性的交流
如果人们同意“现实”就是指社会结构或结构化的话，他就会承认现实的这一社会结构就产生于主体间的交流互动。主体间的现实具有某种矛盾的特质，这是因为在一起形成社会的人的行动、言语和眼神各有不同。主动的参与者通过指称一意谓的语言游戏——在那里有着针对符号的指称和意谓的斗争——维系他们的现实。
那种主体间的社会交流在后现代状况中被打断了。这种断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现代主义的实践。赫梅尔(Htunmel，1994)向我们说明了交流的独自形式并把它与官僚化的语言联系起来，在那里，健康的社会行为的世界被理性地组织化的官僚行为的世界所取代。对等级分明的日常命令的服从伴随着对下属的同情关系。日常与上级打交道的明智的下属逐渐学会把信息与意义分别开来。在官僚机构中，由于语言是和说话者的意图相分离的，因而不能把官员个人与他／她的言辞等同起来。责怪官僚说话带官腔其实是误把单向度的独白当做是健康社会的对话。我们不可能和官僚体制下的人有真正的交流；没有问题可以解决和具有社会意义，因为这些问
题都已预先被同一化了，它的解决也是预先规定了的(hummel，1994)。没有对话，没有机会表达对抗性的紧张关系，没有机会进行口头争论以界定一个问题并决定怎么做。而对这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的压制正是后现代
当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是独白式的而不是公共的或对话性的交流时，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就消失了。这一辩证法的最初时刻是说话者／受听者的角色的转换或一分为二。接着，单向度的语言日益以无处不在的霸权方式白。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广播媒体的出现和扩展。尽管独白性的广播媒体的发展是和后现代状况相一致的，并且是后现代状况的一个标记，但我们还是小心不要一下跳到因果决定论的逻辑里去(比如说，电视导致了后现代状况)。但无论如何，电视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说广播媒体是独白性的，这需要一点证明。显而易见，大多数的观众和听众无法对媒体有回应。[7]实际上就是没有相互交流，没有对话。人们只能换频道或者关掉电视机。为了“广播中心”的利益，人们以尼尔森系数、市场占有率和观众对广告产品的购买量来对其进行评估。但即使这样，原子化的个人也只是被赋予微不足道的肯定或否定的权力——他／她买同一种产品，可能是因为看了或者没有看电视节目。一个人看什么节目或者关掉电视，那是谁也管不了的。独自实际上不需要人参与，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回应。
B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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