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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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陈平原
基本信息·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页码：256 页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7309033620
·条形码：9787309033625
·包装版本：第2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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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明知说了“等于没说”，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持之以恒地关注大学的命运，正就职了那句老话，：“位卑未敢忘忧国”。只可惜学识浅，撰述无多，勉强选出来的，也就这薄薄一册。
所选十则关于大学的文章，《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和《学术讲演与白话文章》三篇，是这两年新撰的，从未入集；其余七文，分别选自我已刊的五书。至于略为分隔，上编论文，下编随笔，目的是区别体例：论文用底注，尽里说细，例于研究者复核；随笔则文中夹注（夹注中的篇目，除特别注明者，均见所序或所评之书），以妨碍阅读为原则。
作者简介陈平原，教授，现任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老北大的故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著作三十余种。
媒体推荐自序
进入1990年代，我逐渐走出纯粹的文学研究，兼治学术史与教育史。《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以及《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的出版，既赢得许多读者，也遭受不少非议；这更激发起我对“大学”话题的强烈兴趣。此后陆续出版的《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等，也都涉及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 以至在一次相当严肃的史学研讨会上，竟被主持人作为“大学史专家”介绍。
“文学史”与“大学史”，虽仅有一字之差，其间讨论对象、研究方法以及问题意识等，均有很大距离；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学训练，实不敢妄自称雄。之所以斗胆闯入邻居神秘幽深的“后花园”，还自得其乐地“吟风弄月”，不外坚信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学术思想的演进以及文学艺术的承传，其实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这一点，在收入本书的《新教育与新文学》，以及最近发表的《“文学”如何“教育”》中，得到某种程度的阐发。
我曾经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 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至于我自己，不过是在努力实践这一预言。
书中各文，最早的完成于1996年10月，最晚的则撰写于2002年4月。但追溯我对“大学”话题的兴趣，还得从1994年春天的一则随笔说起。那时我正在东京大学访学，阅读了若干“东京大学百年”之类的著述，大有感触，于是遥想北大百年，很可能会成为反省中国高等教育的绝好时机：
相对来说，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政治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撰写“百年史”所面临的困难，肯定比东大要大得多。倘若少点道德意识，多点实录精神；少点个人色彩，多点历史进程，或许能避开一些无谓的纷争。②事后证明，尽管我的预测颇为悲观，还是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无谓的纷争”纷至沓来，大大影响了我研究的进度与心境。虽说因谈论北大传统与大学精神招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有心人居然将区区小文与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好在今非昔比，不至于被人一棍子打死，故还敢于坚持己见。
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学术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此书实践此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本书以问题为中心，故搁置诸如“20世纪中国大学史”这样的宏大叙事，只是就自己熟悉且感兴趣的话题，稍做深入开掘。本书谈论的大学不过七八所，且重点落在我目前工作的北大，很容易给人“自我贴金”的感觉。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以北大为主要个案，讨论中国大学百年的经验教训，很大原因是北大地位特殊——谈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北大实在无法也不应该被轻易绕开。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如此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并非专业的教育史家，我之谈论大学，不太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箅以及综合实力评估，而是注重其个性与风采。选择的标准是，“校史”之外，必须有值得咀嚼的“故事”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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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大学史是教育史、学术史，也是心灵史，精神史。大学不仅传承着学术薪火，也展示着一种情怀，表达着一种梦想。大学的魅力是内在的，解读大学的沧桑需要一种"招魂"的勇气。在《中国大学十讲》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到在陈平原先生的大学叙事中，浸染着激情和理想。
目录
自序
1 中国大学百年?
2 “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
附录一：“教育迷”的追慕
3 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
-—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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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以“讲述故事的概念与框架”开篇，接下来的章节，依次是“国民政府的故事，1911—1949”、“社会主义的故事，1949—1978”、“改革时代的故事，1978—1990”、“从中南区透视”、“从西北区透视”、“成人高教与中国的大学”。并非教育史家的我，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其叙事框架。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以下四个问题：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中国的学术体制与价值；东方传统和范型；欧洲大学的凯旋。在这个叙事框架中，“中国大学”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当然只有“百年史”。
可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便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不是“百年”，而是“四千年”。以我阅读过的著作为例，伍振鷟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都是论述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教育史家毛礼锐为熊著作序，强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高等教育居于世界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并批评以往将创立于十一世纪末、有1万2千学生的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在毛氏看来，中国的大学，或从殷周算起，或从战国算起，退一万步，“如果从汉武帝设立太学算起，那么我国在公元前124年便无可置疑地有了较为正式的大学”。上述四部著作，胆子大的，开门见山，第一章便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曲著)；谨慎一些的，书名叫“高等教育”，但也忍不住断言，“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源于商代是毫无疑义的”(熊著)。理由是，《礼记·王制》有言：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类似的零星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但不会太多。因而，复原西周的大学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三代之学”作为历代文入学者的共同记忆，确实影响了整部中国教育史的建构。除非否认晚清以前存在着“高等教育”，否则，无法不从西周说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确实有三四千年高等教育的历史。
可是，这么一来，很容易导致“大学”概念的瓦解——任何一个文明，必然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事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事业，都有高等、低等之分，所谓“大学”的起源，岂不成了“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翻译上，当中国人以汉语的“大学”，对应英文的“University'’时，必须警惕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高等教育，办学宗旨、教学体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方向，均与其历史渊源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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