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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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朱寿桐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码：578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
·ISBN：7500478054/9787500478058
·条形码：9787500478058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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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新文学中的新人文主义研究》（项目批准号：05B2W044）的结项成果。《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系统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运作中新人文主义的基本范畴，将辜鸿铭阿诺尔德式的近代人文观念以及新儒学人文主义纳入新人文主义的价值视野进行审视与评骘，从而较为科学地完成了对新人文主义中国影迹的历史把握。《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揭示了新人文主义的理论特征是意念理性，由此出发判断中国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内涵，判别新旧人文主义的原则分歧。书中的新人文主义就概念内涵而言指向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白璧德人文主义，将这种新人文主义输导到中国现代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骨干人物当然是学衡派文人如吴宓、梅光迪等，以及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等，而就外延来说，则现代人文主义的先驱者辜鸿铭，以及后来的新儒学家，甚至包括后来转向人文主义的林语堂，都与这种人文主义有着相当的学术联系和理论联系。
作者简介朱寿桐（1958- ），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历任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江苏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民进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民进江苏省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曾作为访问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因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到访过美国、奥地利，俄罗斯、意大利、法国、丹麦、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国的一些著名大学。著有《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新月派的绅士风情》、《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等个人专著12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4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省级人民政府一等奖以及全国高校优秀成果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4项。获得过教育部“跨世纪人才”称号以及教育部青年教师奖。
编辑推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目录
前言
导论 新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文人的文化认知
第一章 新人文主义：西方背景及中国场域的概念论辩
一 关于新人文主义的概念
二 新人文主义的宽泛倾向
三 新人文主义理性形态
第二章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一 白璧德主义的现代认知
二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三 新人文主义及其中国影迹
分论一 辜鸿铭与中国新人文主义的前奏
第三章 辜鸿铭与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关联
一 文化怪胎的人文主义理解
二 面向世界、面向现实的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
三 道德本体的人文政治理念
第四章 辜鸿铭的文学倾向及其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
一 辜鸿铭的文学批评本体特征
二 辜鸿铭的文学观与人文性情
第五章 辜鸿铭人文主义历史文化价值
一 不同角度的历史认知
二 辜鸿铭与历史文化屏蔽现象
分论二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主体：学衡派
第六章 新人文主义内宇宙系统——理性人文
一 新人文主义概念之进一步辨析
二 理性的深度及其古典意蕴
第七章 新人文主义内宇宙系统——道德人文
一 内心自省与道德实现的途径
二 人文道德与宗教道德
三 道德与文学的理论关联
第八章 新人文主义外宇宙系统——古典人文
一 新人文主义的古典主义文化情怀
二 新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共同理性
三 人文主义的秩序意识与古典主义的规范化
第九章 新人文主义外宇宙系统——儒学人文
一 儒学人文法则：执中持正
二 儒学人文主义与仁学
三 人文道德与人道主义
第十章 新人文主义外宇宙系统——实证人文
一 实证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
二 人文关怀的现实理路
三 对经验层次的意念性超越
四 新人文主义的社团实践
分论三 梁实秋的文学人文主义
第十一章 文学人文主义的确立
一 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关系的复杂性
二 意念理性的选择
三 文学人文主义的批判视角
第十二章 文学的纪律：新人文主义话语权
一 态度的严重性与文学的纪律
二 文学纪律的批判视野
第十三章 人文主义与古典主义意念理性
一 意念理性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倡言
二 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第十四章 文学人文主义的理论张力
一 古典主义的意念理性及时代意义
二 永久性与人性
三 文学人文意念的辐射力
分论四 林语堂的性情人文主义
第十五章 复杂的新人文主义感兴
一 对于精神故乡的意念沼泽现象
二 与新人文主义的思想邻壑效应
第十六章 性情人文主义的阐示
一 与新人文主义的分歧：近情、个人化
二 一个近情的性情人文主义者
综论一 新人文主义的文学审视
第十七章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学界
一 白璧德的感召与意念影响
二 学衡派的“拖累”及梁实秋的发现
三 白璧德在中国文学界的妖魔化
第十八章 中国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文学品性
一 新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片面性开发：归敛于文学
二 新人文主义理念的偏向性表达：聚焦于文学
三 新人文主义写作的文学化形迹：批评本体建构
综论二 新人文主义的文化论析
第十九章 新人文主义的意念理性及其中国影像
一 新人文主义的意念理性特征与品质
二 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的中国影像
第二十章 儒学人文主义与新人文主义
一 疏离意念理性的儒学人文主义
二 儒学意念理性与新人文主义
后记
参考文献与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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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新人文主义是一个在汉语语感上既颇有内涵又有超凡脱俗之感的概念，当初舶进之时即激起了不少人的谈论与研究的兴趣。包括鲁迅，尽管对新人文主义未作过任何研习，但还是愿意将之作为一个经常的话题与梁实秋进行争讼。不必讳言，鲁迅当年是出于与梁实秋的意气之争才这样以不屑一顾同时又冷嘲热讽的方式谈论新人文主义和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原不应作为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文化的评价依据或研究典例。在中国介绍新人文主义最用力的当然是学衡派文人如吴宓、梅光迪等，以及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由于他们的文化倾向和政治色彩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新人文主义相当一段时间被大陆学术界完全搁置，除了片言只语的批判而外，很少被公正地当做一个文化学术概念为人们所谈论或研究。随着思想解放和现代文学文化研究课题的拓展，特别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学衡派以及梁实秋所在的新月派以某种神秘的傲然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之后，新人文主义才在中国的学术文化中恢复了一些精气神。梁实秋特别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学衡派的研究则已从文学、历史、思想等领域铺开了相当活跃的扇面，然而与此相关的新人文主义研究尚具有很开阔的余地。人们有时对人文主义的认知很模糊，甚至会有意无意地含混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界限，更不用说对新人文主义的确认以及对新旧人文主义之间关系的把握了。白璧德当年竭思殚虑地对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与传统人文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所作的声嘶力竭的辩解，被此一时期中国的研究者证明为既非常必要同时又几乎徒劳。
文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竭诚信奉和对于清王朝现行体制的深深认同，使得辜鸿铭在世界范围内的观察与批判自然凸显出鲜明的爱国者立场，以这样的立场与列强和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他势必引述中西方经典言论作为自己观点的坚强支撑，势必以服膺古往今来圣人名贤的姿态显示自己透彻的真诚。这种类似于新人文主义的文化态度需要深厚的中西方文化修养，同时也需要对于几乎所有人类精神遗产的虔恪与诚服。辜鸿铭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对于人类精神遗产的丰富而广阔的知识面使得他在国际舆论界为中国辩护时充满着才情、卓识和睿智，他甚至引述殖民者自己的经典言论对列强对中国的侵占和恣意妄为进行严正的指责。他引用戈登谈论埃及时说的话反过来奉献给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列强：“外国人统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声音被压抑多久，那么埃及作为最劣等王国的时间，就必定有多久。”①这个英国殖民者的意思非常清楚：外国的侵略是导致被侵占国秩序混乱、纲纪废弛、政府无力、官场腐败的直接的和根本的根源。辜鸿铭以此为腐败、混乱、软弱无力的清王朝辩护，指出：“列强们应该采取的，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列强应带头采取并以道义或其他方法强制别的列强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政策，不是‘门户开放’，而是‘让中国人独立’。”这样做才能够从根本上保证“在华外国人自身的良治秩序”②。
这样的议论显然非常天真幼稚，而且带有与虎谋皮的可笑。侵略者并不会真的像戈登那样为被占领国的公序良策考虑，不会对被侵略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负任何责任；辜鸿铭呼吁列强们“让中国人独立”，以便保证中国有一种“良治秩序”，他以为侵略者对此会有所动心，因为中国有了“良治秩序”，在华的外国人其安全和利益就有了保障。此时他把在华的外国人完全想象成戈登这样的文质彬彬的殖民者，想象成遵循被占国法律秩序的体面客人和文化学者，实际上那时候在华从事军事侵略、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外国人都不过是成色有异的强盗，任何强盗其实都是希望他所侵占的地方越混乱无治越好，有哪一个强盗会要求他将要偷窃或抢劫的那一方秩序井然、法制健全？这一方杂乱无章，强盗可以乱中得逞，这一方烽烟四起，强盗可以趁火打劫。
后记这本书从2001年到哈佛大学搜集资料开始动笔算起，前前后后写了六七年，其间转换了三四个单位，差不多获得了五六个各级学术基金的承认和不同程度的资助。现在总算完工了。这至少在我的研究经历中属于最马拉松的活，做得非常累。但愿现在的这结果能够让读者朋友感到，这样的叫累不是虚饰矫情，夸大其词。如果有朋友看了以后说，累是累点，但累得值得，那就更值得庆幸了。
对于我来说，这确是大“工”告成。但是我没有任何兴奋，只是觉得沉甸甸的。那倒不是我情绪上有什么，而是我写完上面这番话以后所感受到的一种情感上的负担之重。这么重的情感负担即便是完全都说出来、写下来，也不会稍减于心头，更何况冒着借光自照之大不韪，所说所写的又只能是“挂一漏十”。
当年为此选题在南京大学申请华英文教基金，老校长陈懿教授在基金会的主张下，搬请德高望重的杨振宁先生以及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先生等大师级人物，前来与我们面谈，并给予宏观指导。在我离开南京大学之后，陈懿院士仍然一直关怀我的这项研究工作。本书的完成当然是对华英文教基金会，更重要的是对陈懿校长的殷殷关切之情的一个回报，或者仅只是一个交代。
在哈佛大学，就此课题向杜维明先生多次请益，并得到燕京图书馆张凤老师的诸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