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一个二十世纪驰骋中国外交界长达55年的中国外交官，在晚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外交活动是巴黎和会。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于上海。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衰亡的道路上走了50年。顾维钧6岁读私塾时《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了日本。12岁时义和团运动失败，清王朝被迫为死去的侵略者德国公使克林德树了一座牌坊。这些耻辱的记忆使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选择外交官作为终生职业。然而，弱国无外交。从事外交职业不久，顾维钧就发现，要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国际间争得自己应有的权益是多么的艰难。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元老徐世昌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扶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一战期间，英法为鼓动中国参战，允诺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战争结束了，中国成了战胜国，“公理战胜，强权失败”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虽然徐世昌也曾特地下令将克林德碑从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然而对于列强在和会上的意图，中国仍然不甚明了。
为了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同等；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威尔逊一下子成了全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救世主。有人甚至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的口号。
中国各界对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的期望值陡然提高。他们希望和会主持正义，将中国丧失的各种权利交回中国。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