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8年，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便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有可能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为此，他特意在使馆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资料小组，收集、研究美国对巴黎和会的动向。尤其重要的是顾维钧准确地预测到日本战后要在东亚崛起。日本的势力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如果中国不及时做好准备，将进一步丧失利权。加之顾维钧不仅和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样是法学博士，还与威尔逊有私交。这样，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年仅三十的顾维钧也被派作巴黎和会的和谈代表。
1918年12月1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和会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1918年年底，战前离开巴黎的人陆续返回。和会开幕时，各国人民都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一被看作是永久和平开始时刻的到来：美国人身披国旗化装游行；英国人彬彬有礼地在街头集会；浪漫的法国人当街相拥起舞；日本人的庆祝方式非常特别，集体高呼“万岁”。
日本人的欢呼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经过一战，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二等强国。他们在巴黎和会的两位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虽然在列强中职务最低，但还是和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一起，组成了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
“十人会”中有四大巨头。他们分别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美国总统威尔逊。
克里蒙梭，绰号“老虎”，巴黎和会的会议主席。他曾发誓要夺回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丧失的一切，要把德国像一只橙子一样榨干。显而易见，其主要矛头是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态度与法国基本相同。
日本的全权代表是西园寺公望。1918年，日本在一战中赚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加上1915年中日已经签订的《二十一条》，西园寺公望的使命更像是来办理过户手续的。
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即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才答应仍然是两个席位，但可以轮流派代表参加。代表团内部风波骤起。五位代表都想当全权代表，可谁也不表态。
在顾维钧看来，陆征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征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辰祖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