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梅克莱伦少将是当时的联邦军队总司令，他愤怒地要求对报纸进行惩罚，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帮助叛军。军务部长克制自己，只要求报纸编辑保证以后不再出这种事了。但第二年作战部建立起了一个制度，给记者们提供如“波多马克军队部署地图”这样的经过过滤的地图，供他们的报纸刊登。
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各国军队普遍模仿普鲁士式的参谋部形式，这种参谋部推崇事先做大套的军事计划和准备，因此对地图制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保持军队的作战能力而进行的夏季定期演习，需要制定把地形和交通路线结合在一起的地图。然而，这种对作战因素的过分强调，使军队看不到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应灵活变通。德国1914年发动战争，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能自如地运用军团和整个军队就够了，而没有考虑到战争胜利的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世界大战中的需求
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对地图的使用日益频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准确的、大比例的地图对阵地战至关重要，能够保证大炮准确地瞄准目标。这也是当时战争的静态性质所决定的。当时，地图绘制者首次大量使用了由带相机的氢气球或飞机拍摄的空中照片。这段时期，地图的数量也飞速增长。1914年，英国远征军被派往法国的时候，只有一个军官带一个职员负责绘制地图。到了1918年，英国远征军的测绘队已经有5000人，制作了3500百万幅地图。在1918年8月，仅仅10天内，就制作了至少40万幅。其他国家的军队里情况也类似。战争对情报的要求越来越详细，详尽的地图被证明对作战至关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地形测绘局提供了3亿幅地图供军队使用。而美国军用地图局共提供了5亿幅地图。与此同时，地图的出版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在德国，地图出版公司像加斯特·佩提斯和莱温斯坦，为德国大众印制了详细的军事地图。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箴言报》和《密尔沃基日报》全都有自己的地图绘制人员，它们的地图别家的报纸也可以使用。当时知名的地图绘制者之一，埃米尔·赫林，他的地图是以书的形式出版：《战争地图》，《纽约时代地图册》（1942）。而《时代》的罗伯特？夏平的地图是在杂志上单独以折叠页的形式出现。当时的着名地图绘制者还有理查德·艾德斯·哈里森，他用地图来表现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首开美国绘图记者使用“透视地图”的先河。
地图和图例极大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想象。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2月23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使用了一幅世界地图以便解释美国的战略。早在那次讲话之前，他建议那些要收听广播的美国民众事先准备好一幅这样的世界地图。一时间洛阳纸贵，美国人疯狂抢购地图，出版社都大赚了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