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官方资料，不仅成为研究八国联军侵华及占领期间的重要史料，也为研究在沦陷期间华人百姓的所作所为提供了一面有意思的镜子。
除了前文所引的拒绝送礼之外，都统衙门还对一些为八国联军充当翻译的华人狐假虎威的扰民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惩罚。
1900年9月28日，都统衙门获悉，有些翻译趁随军出征示威演习之机，在胜芳镇非法获银一万两，并存入天津汇丰银行，便下令汇丰银行在查清此款的合法主人之前禁止支付此款。次日，汇丰银行工作人员复函称未曾收到翻译的任何存款。
英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翻译、福音堂的斯利蒙向都统衙门写信举报，两名华人谢某和梁某在一些村庄以保护为借口，骗取金钱。1900年10月13日，都统衙门责成巡捕局长下令逮捕并审判两名被告。
1900年11月16日，在都统衙门任职的俄军上校沃罗诺沃报告说，发现有一名姓孙的华人翻译在东机器局附近的一个叫宜兴埠的村庄向中国人勒索钱财，要求都统衙门务必逮捕此人。都统衙门将此案转交巡捕局办理。
这类“太君身边的人”丑闻发生得太多，以致在1900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都统衙门干脆下令发布告谕，称以临时政府或军事当局名义征敛钱财实属诈骗，要求大家检举揭发，以便给予那些人应有的惩罚。这篇告谕在1901年元旦这天张贴到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现闻有人假充本衙门之人或充练军勒索钱文，准该民人等前来本衙门指名祟控，派兵查拿严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
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除了借着洋大人的幌子恫吓同胞的事件外，都统衙门还查获了多起华人制售假钞案，结果发现还有美国人卷入其中。依照临时政府的章程，只能惩罚华人，而对于外国人，则只能送交其本国驻天津的领事馆处理。
在联军的统治下，对枪械实行了严格的管理，从都统衙门的会议纪要来看，发现有私藏、携带枪械的华人，几乎都被判处公开斩首。有一名叫梁瑞堂的华人，向联军举报了枪械，受到了都统衙门的嘉奖，获得奖金50元。外籍警官工作一天才2元，而华人二等巡捕日薪才0.10元，这笔奖金等于华人二等巡捕近两年的薪资。同时，都统衙门还发给他一张准许搜查其他武器和“拳匪”的证书，相当于“联防队员”，虽然此证有效期只有50天，而且逮捕工作只能由巡捕进行，但也显现出给予这位举报者足够的权力了。但10天后，此人就被联军当局逮捕，起因是其将“联防队员”证转让给他人，而这些人拿着这张特权证件扰乱治安被巡捕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