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著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记者在重庆生活了多年，他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的雷声》，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
新加坡《星洲日报》华侨女记者黄薇到延安等地采访后，在重庆撰写了“活跃在华北敌后”、“边区访问记”连载通讯百余篇，陆续寄回新加坡发表，同时又受聘于香港《星岛日报》驻渝特派记者，把中国抗战消息传送到东南亚地区。
英国记者田伯逊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意大利记者樊斯伯撰写的《东北寇酋丑行录》在渝出版。
曾在重庆工作过的美国记者，如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斯诺、白修德等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41年夏天，日机空袭频繁，重庆迭遭轰炸，外国记者招待所也数次中弹，有一次被全部炸毁，个人物品丧失殆尽。所幸招待所附近有坚固的防空洞，躲避及时，记者们无一伤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国来渝采访的记者日益增多，招待所又添造房屋十四间。1943年，再加筑楼房七间。虽然记者们常抱怨招待所里电话不灵，灯光不明，漏雨透风，老鼠肆虐，但在这里住过的人们战后却念念不忘。爱泼斯坦晚年来重庆寻觅旧址，在原外国记者招待所门前摄影留恋，并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当年，我和重庆人民一起分担着艰苦和危险。”
“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战，积极***的政策，千方百计封锁和诋毁来自陕甘宁边区的消息，遭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抗日民主力量的抵制和抗争。
驻渝外国记者认为当局扣压删节过多，对新闻检查制度极为反感。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发表的文章中，有国共行将分裂的观点，结果被停止免费使用电台发稿;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由于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持批评态度，被取消了参加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资格;爱泼斯坦宣传了中共对抗战的贡献，当局以国籍问题发难，拒发他返美护照。
1944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发言人在每周新闻例会中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否认对共产党边区的全面封锁。20余名外国驻重庆记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和八路军防地参观访问。国民政府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和美、英政府的一再要求下，被迫于5月10日答应组织中外记者去陕甘宁边区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