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通”,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并不陌生。早在1935年任驻华武官期间,他便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资料,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生活俭朴,士气高昂,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1937年12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史迪威在汉口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他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主张的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以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
为积极有效地打击日军,史迪威曾多次提议国共采取联合行动,均遭蒋介石拒绝。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太平洋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史迪威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并由他的顾问和助手戴维斯、谢伟思等人负责联络和沟通。
1943年1月,美国大使馆二秘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1944年1月,戴维斯将他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备忘录,以建议的形式递交给史迪威,并将副本交给罗斯福,希望总统注意中国局势。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在选择观察组负责人时,史迪威提出:这名负责人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说中国话的军官”。1944年7月,史迪威安排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由美国驻华使馆包瑞德上校为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定稿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
1946年10月,史迪威因病去世。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的唁电说:“……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
来渝的外国记者，大部分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的同情心，其中的一些人赞同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亡政策，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例如，1945年福尔曼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和《西行漫影》画册;斯坦因在美国发表了《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红色中国之挑战》等专著;武道写的《我从延安回来》等，都引起了美国各界普遍的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特别是爱泼斯坦，他给《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写了“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等很多报道，有说服力地告诉全世界人民，他“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崭新的中国将要诞生！”
又如，皖南事变后的一天，采访过新四军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国际宣传处的院子里（也是外国记者招待所驻地）举行了一个个人示威游行，他愤怒地流着眼泪大声疾呼:国民党的将军是刽子手，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在说谎，想要掩盖谋杀的真相。他还向其他记者讲述他所知道的关于新四军的情况。1998年，爱泼斯坦重访重庆时说，“贝尔登勇敢正直，曾写过一本书《中国震撼世界》。”
抗战时期，重庆俨然成为亚洲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永远也不会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