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记者访问团到达延安。外国记者6人:爱泼斯坦（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福尔曼（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斯坦因（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武道（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普金科（苏联塔斯社）、夏南汗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
他们在陕甘宁边区访问考察了43天，除夏南汗神甫提前返渝外，其余5人还到了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实地观察了我军夜袭日寇战略据点汾阳，并与日本俘虏进行了交谈。在延安，他们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和一批知名人士，搜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披露了“封锁线内部事情的真相”。
如1944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后不到20天，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这次毛泽东对记者的谈话内容;8月3日，美国之呼声电台广播了《纽约时报》记者从延安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自力更生、广泛实行民主等。
外国记者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政府的欺骗政策和新闻封锁，将解放区和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向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作了公正的报道，对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对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和评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客观报道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派驻重庆的外国新闻机构虽然是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为主要传播对象，但仍然能够对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出较公正地认识和评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苏等国希望中国成为打击和牵制日寇的主要战场，以便腾出手来在欧洲击败德国法西斯。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明显暴露，蒋介石政权日趋崩溃，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战，积极***”的政策，不利于整合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对日作战力量，引起美英苏等反法西斯阵线国家的不满和忧虑。例如，1942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受到英美等国舆论的谴责;又如，1944年，美英驻渝使馆多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外国记者赴陕北解放区采访。他们一方面批评国民党的一些所作所为，一方面也寄希望于敌后的共产党八路军，这种观点自然左右着西方的新闻喉舌。但当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美英等国转而扶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西方的新闻风向随即发生了变化。
除了同盟国的战略利益，对抗战时期驻渝外国新闻机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史迪威。先后在华工作了13年的史迪威熟悉中国国情，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事业。在重庆任职期间，因在军队指挥权限、美援物资控制权以及国民党军队改革等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激烈争执，对重庆政府极端失望。相比之下，他更欣赏、佩服中国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