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时代》的开年之作继续将目光投向被文化大革命烘烤得失去理智的中国，毛泽东成为封面人物。他目光炯炯，眉头紧锁，长城化成一条巨龙，将他紧紧围住，形成困局，旁边的文字与画面暗合：《混乱的中国》。在以《蝎子的舞蹈》为题的封面报道中，记者以一种受惊的语气描述了文革中的中国，那种膨胀的热情显然吓到了他，而“蝎子”临死前挣扎状似舞蹈的比喻更暗示疯狂的运动是国家颠覆的前兆：中国到底是要走向清洗后的纯粹社会主义，还是会引火烧身，最终自我摧毁？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时代》始终都在以一种偏见式悲观视角来遥望东方，那么这种悲观在1976年几乎达到极致——这一年是国殇之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领袖相继去世、一场大地震将唐山夷为平地，没有哪一年的悲痛来得如此密集。9月20日，《时代》以“后毛泽东时代”的封面向中国这伟人表达了迟到的敬意，《舵手去世》的封面报道对毛泽东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但它也在担忧，失去舵手后，中国这艘巨轮将航向何处。
1978～1998：喜忧参半，几度“垂青”邓小平
世界在这二十年间经历剧变，经济衰退磨掉了西方人的锐气、国家与国家之间愈发紧密的联系、中国国内一场颠覆自我的变革……东方的崛起令人震惊，同时也让人们发现了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中国。2005年，马丁·雅克在《卫报》一篇评论中这样谈起1978年：1978年的尝试创造了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使世界重心东移，权力不再只掌握在欧美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融入西方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日趋强盛的中国又令美国政府深感不安。也是从这一年，《时代》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和笔触来审视中国，当然，这种审视，依然充满质疑和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