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稻米的传播与语言的传播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农业社会比采猎社会更能有效而稳定地增加人口。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群的分化和迁徙，这也就是语言传播的动力之一。
除此之外，早在1959年，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根据出土的早期考古资料论证，黄河流域前石器文化当中有一个尚未显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他认为从这个群体从新石器时代起，开始向中国南部移民的活动，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难道这依然是个巧合？
来自基因的答案
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在暗示着，在远古时期，东亚语言的确是从一种最古老的“母语”分化发展而来。但是由此产生的疑问却更多，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假说的话，那么，这个“母语”的起源地到底在哪里？内部这种千差万别的语言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化？它们之间的亲疏远亲如何？这似乎又完全超出了语言学目前所能解释的能力。
同时，语言学家内部反对这种假说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支持东亚同源的证据多一分，似乎就会出现更多的相反意见。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潘悟云看到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生物学家介绍分子人类学家们关于东亚人群起源的最新观点。在这篇文章中，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的民族。而此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东亚现代人是由本土直立人、智人连续进化而来。
潘悟云马上联想到，这与语言学家争论的东亚语言的问题息息相关。“同源”、“自南向北”这两个来自DNA的结论，居然和之前语言学界的那个东亚语言同源的假设一致。
早在1859年，达尔文就曾在《物种起源》中写到，“如果我们拥有一份完备的人类谱系图表，那么人种的形成序列将为全世界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提供最好的分类。”而这句话，现在听上去，就好像是在为分子人类学家们今天所作的工作做注解。
随后不久，一篇从分子人类学角度更加详细的论述东亚人群起源和迁徙的论文出现了。在这篇文章中，学者们认为，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约在在约20000到40000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
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其中一个亚群在约8000-6000年左右向东向南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族群的先祖。而另外的一些亚群则调头向西南发展，最终成为藏缅语族的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