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愿意来，却坚持到最后”——张芬用这句话来描述她在一个偏远贫困山村40年坚守。
她是最后的“知青”之一，犹如一块被政治浪潮远远抛上岸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约1700万城市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接受农民再教育。
与绝大多数知青不同的是，张芬在“文革”结束后仍然留在农村。来自重庆市中心的她，放弃了舒适的家来到农村，住在一幢紧挨悬崖的破旧木屋里，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
她打算今年年底再回重庆城区的老家看看。上一次回城是2003年，重庆的变化让她震惊，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地方已面目全非。
最后的知青
如今张芬返城一趟需要7个小时。但在1969年10月，当她和另外11名知青从重庆市区出发、向东前往350公里外的黎水公社时，花了2天2夜。
此时距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过了10个月。时至今日，她依然能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地念出那个指示。
1980年这项运动宣告终止，但张芬选择继续留守农村。
“我什么活儿都会干，也必须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说。
张芬的手满是皱纹，老茧坚硬，手指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泥，这些都是长期重体力劳动留下的印记。在沟壑纵横的黎水，农业机械没有用武之地。
“过去40年，总的来说快乐比忧伤多。”她说。“累的时候，烦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唱唱歌，唱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解闷。”
张芬生于1950年4月。父亲是一名养路工人，用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供张芬和两个弟弟念书。“文革”时，正念初二的张芬加入全国大串连，去了上海和北京。
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包括她在内的数万名红卫兵。这成为她“这辈子最最难忘的时刻”。尽管革命热情高涨，但张芬还是不愿意离开城市来当知青，不过她别无选择。“如果我不来，我父亲单位可能会扣他的工资。”
嫁给农民
张芬依然清楚地记得到达黎水的第一个晚上：极度疲倦的知青们掀开被子，发现被窝里满是虱子和跳蚤。她彻夜未眠，恨不得马上返城。她想念重庆的一切：马路，电灯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悖于革命事业，会被人唾弃。很快，张芬被分到靠河大队，开始学干农活。
一年后，由于缺乏住房，她搬进谭家院。在那里她认识了谭顺发，一个拖着三个孩子的鳏夫。谭比她大14岁，是大队里最穷的农户之一。谭顺发小学毕业，当时还兼职做公社会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