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巡逻队在东溪街头
六十华里山路，我们整整走了十个小时，于十九日下午两点三十分进入我军占领的第一座县城（高平省石安县）――东溪镇。这是个丘陵环抱的椭圆形谷地，一条筒子街两厢，除了政府、公安等办公机关之外，几乎全是土木结构的低矮平房，时有芭蕉树掺杂其间。居民们走得实在太匆忙了，许多人家房门也没关，檐下晾着衣服，母鸡在窝里孵蛋。有几户，把半袋粮食歪在防空洞的口上，大约是准备藏起来的，刚搬到洞口就撂下走了。这不打紧。整个县城，除了那条沙石马路被我强大坦克编队碾得尘土仆仆，显出大军经过的痕迹之外，一切都安然如故。
忽然有人叫道：“快看！老百姓！……”哦，真的，前头有几位老人站在廊下，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还招手呢。我们也都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开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敌国的居民呢。在路上，当我听见空空如也的山村传来雄鸡的啼鸣，当我看见被战士们解开缰绳的水牛在安闲地吃草和散步，看见路边的桔子树上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躲在山上的越南群众肯回来看上一眼，他们对我军传单上申明的一切就容易理解了。现在，你看这几位老人的笑容象无云的天空一样晴朗，完全没有恐惧、疑虑或是屈从、陷媚的影子，乍一看，就象我们国内的老大爷在路边迎接野营拉练的队伍似的。他们的笑容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中国军队两天来留下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大家草草吃了一点干粮，就各忙各的去了。我们跟上做群众工作的一路，回头来访问这座在地图上盯过无数次的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条街总共有二百多户人家，除了少数农户和官员家属外，大部分以经营手工业和小买卖为生。其中有四十多户华侨，凡留下的，都在近两年加入越南籍了。县医院旁边有一间“中华会馆”，墙壁已斑驳残旧，里面堆放着一些积满灰尘的条桌和长凳，其冷落凋零的局面，正与当局迫害、歧视侨民们的处境相似。但它与侨民们同样是无辜的，门旁那一副被青苔剥蚀的对子：“越都过国来此地共叙乡情，隆梓兴桑登斯堂必恭敬主。”表示了我国侨民安分守法的态度。
在百货商店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我们访问了一位六十八岁的华侨老人。他祖籍广西，过来已经五代了。早年以伐木为生，识得一些草药，略通医道，晚年便成了他糊口的生业。老人一边整理他的药材，一边告诉我们，他老伴和三个孩子都上山了，公安逼着走，不走不行，他自己腿脚不好，偷偷躲在防空洞里了。他说他不懂也不敢过问国家的事，但是他说，一九七四年以前和中国友好，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每月口粮是十六公斤。现在不和中国好了，每月口粮是十公斤，其中一半是玉米。烟、酒等日用品也没有了，只有干部才能得到。一架单车，卖给干部是二百多元（越币），他们一倒手，上了黑市，卖给老百姓就得七百多元。政府总说苏联好，肯帮助我们，可是除了门口贴的苏联纸旗和商店里的黄头发塑料娃娃，什么东西也没看见。现在家里的用具都还是七四年以前的。他一提醒，我们才留心这小小厅堂的摆设。只见一套茶具，是景德镇的瓷器；铁壳热水瓶是“西湖”牌的；倒扣在空酒壶上的玻璃酒杯虽然没有中国标记，但我认出，它和我家里用的是一模一样。这些小小物件虽然微不足道，可它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已通过无数的毛细血管渗透到越南人民的生活中，黎笋集团纵有造谣的天才，想抹掉它也是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