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表面上服从蒋介石，但并不支持宁汉开战。
而作为第三势力的冯玉祥，面带忠厚，内藏机心，成为宁汉双方争取的对象。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给冯玉祥的公开信说：“占领北京、把张作霖赶回东北的任务，不应妨碍更为重要更加迫切的革命任务，即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可见此时武汉政府与共产党人都将蒋介石视为头号敌人。
总的来讲，武汉政府挟中央正统之威，颇占天时、地利、人和。在很多人看来，蒋介石背叛政府，面临政府军的讨伐，又在北上时受挫，不久就会身败名裂。如果在此时挺身反蒋，支持武汉政府，是将来在武汉政府中青云直上的大好机会。
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家中，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俨然是工农武装的代言人，俨然是武汉政府的反蒋功臣。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后没几天，蒋介石在南京发动“4·12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准备武力讨伐蒋介石。
此时，郭沫若辗转来到武汉，投奔汪精卫政府。令郭沫若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反蒋功臣的他，却遭到了汪精卫的冷遇。原来，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事上态度一致。郭沫若已经加入共产党，因此也被汪精卫视为另类。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下令“ 清党”，解散工农武装。郭沫若见事不可为，乃掉头南下，又回到南昌，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
而之后的局势，更令郭沫若徒唤奈何。在李宗仁、朱培德等人的斡旋下，蒋介石下野，武汉国民政府于8月19日宣布迁都往南京，史称“宁汉合流”。南昌起义也失败了，郭沫若于 1928年2月由周恩来安排流亡日本。郭沫若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海外流亡生活，并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在文革中，郭沫若的这段“脱党”经历被视为“叛党”。在《水调歌头》词中，郭沫若还不无委屈地写道：“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了，却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曾下令通缉过郭沫若，但毕竟十年过去了，值此全民抗战之时，十年前的那点过节就算不得什么了。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