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份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幺？批判嘛，总没有什幺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幺下面几个人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怕吃小米，恐买不到进口安眠药，陈寅恪才随胡适一道南迁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