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艺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
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
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
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
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
这一天，毛泽东疾病缠身。
苏区已千疮百孔，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却仍在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给留下的干部讲话。这一天，检点行装，他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两天后出发。
聂荣臻记得，9月中旬与一军团长得令秘密准备转移后，曾一起找毛泽东想问个究竟。而毛泽东却答非所问地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如何？当时的他能说些什么。亲弟弟毛泽覃被留下（半年后牺牲），他也无法说些什么。
这一天，17岁战士吕青林因病被留在苏区。
当时什么感觉？“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他说。
雄心不已，吕老说起往事语气纵横：“我们游击的范围很大！江西、福建、广东。没米就喝南瓜汤，睡觉习惯在河塘边，衣服是绝对不脱的，有时一个晚上得换好几处睡。”
从这一天起的数年，他的最高军事指挥陈毅几乎夜夜换地方。中央机关撤离瑞金的前一天，33岁的陈毅透过医院窗户看见探望的周恩来，这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此拖着枪伤溃烂的脓肿烂腿开始三年游击。
这一天，王泉媛已经出发。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长回忆，她当时还在外县“扩红”，突然接到刘英一封“又”字形急信，遂夜行40里火速赶回瑞金，成为着名的30名长征妇女干部之一。而刘英自忆，也是在外县“扩红”时，毛泽东要她速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