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毛主席住在捷列姆诺伊宫，这里曾是沙皇的寝宫。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
我们刚安顿下来，忽然听到有人说，毛主席来看我们啦！于是大家都涌到走廊里。我们每个卧室门上都贴有名单。毛主席看到名单上“朱瑞真”三个字，便说，“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呀”朱瑞真答说，“这是家里老人们起的名，可以改”。毛主席说：“不用改，就这样叫也很好嘛。”
毛主席觉得给他准备的原沙皇用的卧室太大，想调换稍小的一间。毛主席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好不好？”李越然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在苏方人员的配合下，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把原来的笨重钢丝床撤掉，换上了一张宽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又长又宽的棉被和枕头，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了蹲式马桶，调整了床头上的灯光等等。另外，苏方还为毛泽东在郊区安排了两栋别墅，供他需要休息时备用。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因屡遭挫折，老子党作风有所收敛。
“大跃进”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
为了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在15年左右时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连续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在会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在这两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报刊上也开始出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跃进之类的新词。4月中旬的一天，苏联使馆二秘顾大寿突然打电话到中办翻译组，问最近中国报刊上出现的“大跃进”一词，应该如何翻译，把它译成“большоискачок”，对否？他接着说，为此事尤金大使批评了他。尤金认为，经济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循序渐进发展的，不可能跃进，尤其不可能“大跃进”。中国领导同志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定是你们翻译搞错了。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王稼祥指示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并指定由姜椿芳和我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派人到他办公室。朱瑞真和郑葵（徐葵？）去了，他还把正在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去，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翻译？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跳跃式地向前发展有点像兔子赛跑，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很难翻译。其他如“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等提法，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间，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当时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大家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摆出来，我们几个青年人鼓起勇气，冒冒失失地提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把柄。这时我们抓紧机会提出就“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20大后，他曾请示过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他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有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师哲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