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刷博物馆有一件独家收藏的文物，十分珍贵，迄今为止尚未见同样的实物，这就是清顺治元年安民告示《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该告示版心高５０．２厘米，长１６７．６厘米，每行１８字，全文共６８５字，由一整块木雕版一次刷印而成，纸张未见拼接，为已考
１６４４年五月初二，多尔衮统军进入北京，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此时聪睿的多尔衮决心重振北京。受清廷大学士范文程的影响，他对全体臣民宣布，大清建立后要安定民心，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实行一系列措施，要贴安民告示，开仓放粮，要安抚地主。七月初八提出了“自今以往，嘉与维新”的建国方略，这就是此安民告示的由来。在这件安民告示的末行中标注：“顺治元年七月初八日”，即是此令的颁布日，但并非民间真正的发布日期，直到七月十七日，才在京内外统一张榜贴示。从旨令的颁布到雕刻、印刷、运送共用了九天的时间，应该是动用了明代司礼监经厂的技术力量印制而成。因为明代中后期的政府出版印刷机构主要是司礼监经厂。而清代的官方印刷机构武英殿造办处是直到到１６８０年才由康熙皇帝颁旨设立的。据故宫博物院史料：“清代宫中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另据《中华印刷通史》第六章“清代的政府刻书，初期主要集中在内府……顺治十三年刻印的《内则衍义》……显然同是明代经厂刻书工匠所承办”。所以推论该告示为借用明经厂的技术力量刻印而成的。
其内容为：“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税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前朝鲜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继而不肯销算……予哀尔百姓困穷，……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
这便是多尔衮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提出的“嘉与维新”。主要内容是：“第一，省刑罚。凡是五月二日（多尔衮进京日）以前，不论京内外，事无大小，已觉未发觉及已结正未结正之刑狱，悉予宥免。同时禁止违谕兴讼者。第二，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除正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同时禁止官吏朦胧混征暗派。第三，惩贪官。如发现贪官污吏加耗受贿等事，朝闻夕奏，予以严惩。第四，禁扰民。凡役使归顺人民及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都经迅速改正。第五，禁投充。新附军民中凡力能自赡者，均各安本业，不准令其投充为奴。”大清帝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国利民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稳定了清初的局势，其珍贵可见一斑。另外由于安民告示通常体积大，而且张贴于室外风吹日晒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无人敢揭而藏之，因此能保存到今天者十分罕见。此藏品基本保存较好（有两处水渍，无虫蛀，略有破损），是我们研究明清交替时期的-以及大型印刷品的雕刻、印刷和纸料等内容的珍贵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