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手抄本《从上海到厦门针路》，长20．5厘米，宽13．5厘米，共7页，黄开花纸，两面书写，由纸绳装订而成。抄本每页五行，每行约十四字，约计七百七十字。此本并无书名，该书名是由作者命名的。全文如下：
上海码头逢西南或西北风开船，半时为陆家嘴，再二时吴淞出口，走单乾字，二十多分钟驶北，落水，换走坤字针，约十多分钟后，酌风势行偏申针一时，东
回程换对针逢南顺风……
据推测，还应有第二册，记录从厦门到上海返程针路，但已亡失，不知下落。由于是舟子秘本，又称船家“洋更”，藏书家很少著录这种书目。
据笔者个人推断，这是航行在上海至福建的龙华嘴舟上秘传的针谱。龙华嘴舟盛行于明清两代江南的一种航船，其特点是以行风为动力航驶，兼可摇橹，由于它是平底，可在沿海和内河通航。它的帆呈红色，是用猪血与拷皮浸蒸而成，因此此船又呈“红蓬”。它的两舷各按活络撬头逆风调戗，利用两帆不同的角度，轮流将下风一侧的煞水板落于水中，以辅助纠正航行，使船成之字形顶风前进。大船可载20~30吨，小船可载5~6吨。此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木材短缺而绝迹。这种小开本的秘本一般是放在船舱后部的针房里，为刚上船的水手备用参考，不流通于市。
上海至厦门全程654海里，是宋元明清以来上千年形成的古航道。考古资料表明，福船、鸟船、广船在这一航道都留有它们的足迹。乾隆时修的《福州通志》卷十三《海防》，便记录了一篇针经，记录了往返于福宁、湄州之间的一段针路；由此说明，过去所知道见于《渡海方程》、《海道经书》、《四海指南》、《航海全书》、《针位篇》记录的明代针谱或罗经针簿，不过是林林总总档案中的一鳞片爪而已。清政府于同治十二年下令轮船招商局在厦门成立分局，由此，机轮成为这段航线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并不能排除龙华嘴舟在此航道继续航驶。鉴于道光以来钟表在船舟上广泛使用，初步断定该针谱是道光或道光以后的作品。
现在我们将《从上海到厦门针路》，与向达先生整理出版的《两种海道针经》作一番比较，来看这部针经的特点。
在用指南针定向方面，据推测，也还是使用中国旧式水罗盘，与《两种海道针经》无异，分二十四向，天干、地支与八卦合用，每一个方向相当于新式罗盘的十五度。有时用单针，如单乾、单坤、单申，有时用缝针，如坤末针、丁末针、单丁针等等。在计算里程上，与明末清初相比，有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计算航程的单位是“更”。大致说来，将一昼夜分成十更，一更行程约合六十里。那时用点燃的香的支数来计算航程。这种计算方法也称“香漏”，也有用“沙漏”加以计算的。而道光以后，随着机械钟表的普遍使用，人们不再使用“香漏”和“沙漏”，计算航程用钟表更加准确，更加细腻。如该抄本有“10多分钟”、“20多分钟”的描述，说明计算航程的精确度是大大提高了。
除此之外，开船使针与风向、涨潮落潮密不可分，也是这一抄本的一大特色，说明此时的船家在使用罗盘已达到十分高超的水平。
《两种海道针经》主要记录的是我国通往海外亚非各国的航行针路，而《从上海到厦门针路》所记录的是上海到厦门这一小段沿海针路。这就决定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由于它是很古老的航道，为一般船家所熟悉，因此在七百余字的针路描述中，有明确标实的地名和港口达三十七处之多，地名密度远远超过《两种海道针经》所描述的情景。其中大戢山、小戢山、漓港、鱼山、大陈山、披山、大鹿、黄头澳、下关口等多处小岛都可以在解放后的地图出版物中找到。
道光手抄本《从上海到厦门针路》是我们在民间发现的极为罕见的船工实用手稿，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航海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2006年12月6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