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凭借赫赫武功夺取了天下，夺取天下之后的朱元璋便“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他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朝廷太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所以，他主张威猛治国，刑用重典。为此，他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训诫臣民，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大诰”者，“陈大道以诰天下”之谓也。
《大诰》由朱元璋亲手订立，以诏令形式颁发。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连续颁布了四编共236条的《大诰》，即《御制大诰》(74条)、《御制大诰续编》(87条)、《御制大诰三编》(43条)、《御制大诰武臣》(32条)。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曰案例，主要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亲自惩办的大案要案案例；二曰峻令，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三曰训导，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朱皇帝对吏、民的大量训诫。由于朱元璋是一个“大老粗”，所以《大诰》文辞鄙俗，语句多有不通之处，且案例、说教、恐吓混杂，成为一本不伦不类、前所未有的“千古奇文”。
但朱元璋自我感觉良好，称《大诰》是臣民的“至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规模空前的“学《大诰》运动”，规定所有官吏和百姓，都要学习《大诰》，“凡朕臣民，务要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发出诏令，下达硬性指标：“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重申指令，宣布处罚措施：“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颁行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软硬兼施，出台奖励办法：“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后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就这样，为了户户拥有这个“至宝”，为了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为了取得实实在在的“学习”成果，洪武年间，朝廷共印了数千万本《大诰》，成为当时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于是乎，一道旷世“奇观”横空出世了：在大明王朝的管辖范围内，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户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本“神奇”的《大诰》。
朱元璋矢志不渝地痴迷着他亲自“创作”的《大诰》，他曾亲临午门，对群臣讲解《大诰》：“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法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令天下知所遵守。”朱元璋还让官府在民间组织讲读大会，专人讲授，万众聆听，大造声势，“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朱元璋还将《大诰三编》作为国子监的学习课程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乡里则由塾师对学子讲授，类似现在学校开设的法律知识课和招录公务员的法律知识考试。直到晚年，朱元璋依然认为《大诰》是一部“宝书”，不愿舍弃。洪武三十年(1397年)，即他临死的前一个年头，朱元璋“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他要让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盼望“大诰”光芒永远普照人间。
朱元璋原本试图通过全国性的“学《大诰》运动”，使全体臣民知法畏法，从而“遵纪守法”，做大明的良吏和顺民，永远忠于朱明王朝。然而，“运动”并没有收到朱皇帝预期的效果。这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
更让朱元璋始料未及的还在后面，在他去世的第二个月，他的孙子朱允炆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就是指《大诰》。之后虽然没有一个明朝皇帝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直到明亡，《大诰》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在明代中叶，这本一度户户收藏、人人诵读的“宝书”已经很难看到了，且鲜为人知。等到清初修明史时，《大诰》已成稀罕之物，以致修史者对它的叙述失误甚多。直到近代，经过学者的广泛搜罗，才找到了四编“大诰”。
由此看来，朱元璋的“学《大诰》运动”委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