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红颜
登山归来，总有记者向女队员问些陈旧的老问题：“作为女性，你为什么去登山呢？”
言下之意：“女性与登山，是不是不搭界？”一些似乎有深度的人物还要问些个人问题，如体力是否跟得上啦、家里态度如何呀、男朋友怎么看之类的。回答起来自然因人而异。她们总感觉记者们已预先做好答案，也就是说最好与女权运动沾边，这样他们好做文章，因为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正因此，“我们的女孩”永远是队伍合影中或是庆功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亮色。
然而他们不知道，在登山队里，女性一直是少数，极少数。山鹰社众多的女社员，每次训练都有她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每次例会都能看到她们不知疲倦的笑脸，同样的刻苦训练，同样为社里默默地奉献，但并不因为冰雪由水而来，女队员就能达到一定的比例。历次登山都只有少数几名入选，这似乎已成为某种惯例被大家接受。除了90年和97年分别从南坡北坡攀登玉朱峰各有三名女队员外，其余都是每年两名女队员。尽管在山鹰社里，女队员是最活跃的一群。尽管有人说，女孩是水做的，喜欢浪漫和梦想。正如一个对雪山非常执著却最终没有去成、伤心离去的女队员所写的：“因为年轻，才会做梦，做世界上最狂妄的梦。说来好笑，参加山鹰社，能一直支持到今天，撑着我的就是这样一个飘摇的信念：我正年轻，只有这时我才会做世界上最狂妄的梦，而且说不定会美梦成真。”(j1，女队员在雪山上)
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每年的招新，女生依然最活跃。特别是提交登山申请书时，女队员写
得最真挚、最生动和最感人。社刊每次从登山申请书中挑选优秀的刊登，千拣百挑，几乎全
是女队员的。96年是董颖和廖萍的，97年的是陈弋、吕艳、杨柳和周育昆的，98年的是黄丽白、汤叶霞和荀寿萧的。她们的申请书往往有个漂亮的标题，如廖萍的《我要去远征》、陈弋的《飞向夏天》、杨柳的《心灵的呼唤》和荀寿萧的《那天星星好亮》等，充满美丽和梦想。
实际上女生参加山鹰社或者萌发雪山梦的契机各不相同。如96年伤心离去的董颖：“当我面对校刊上整版的报道和雪山照片那残酷得令人心惊的美丽时，心一会儿着起火，一会儿又结了冰，于是梦便象烟，飞上了天空。”雪山毕竟太陌生和遥远，日子毕竟太世俗和琐碎，太多的“毕竟”套住一个又一个艳丽的生命，置于日渐蚀坏的烂铁罐，凋了，萎了，枯了，随手一扔，一大把，一大把，没有枝头时令所致的纷纷扬扬，没有秋意融融的清风拂拭，只能悄无声息地恹恹地掉进垃圾堆，偶尔——或者照片或者叙述——的某种照面、拉近，梦就腾飞起来，象烟又似云，雪山对生命的穿透力和提升力如灼灼的火焰烧着每一位与她照面的人。
写得一手好文章、现今在大洋彼岸的96年队员罗述金：“知道山鹰社是94年暑假。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忽一日看到《南方周末》头版报道北大登山队登上各拉丹东的消息。不知为什么觉得有一种缘分即在其中。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妈妈，可惜只换得一句‘异想天开’。再想也是，那必是一个精英荟萃非身强体壮、体能超人者不收的地方，而当时的自己体重不足90斤，实心球尚没有及格的历史，于是不再多想。来到北大后才知道山鹰社原来是这样的；优秀者可以去登雪山，登不了山可以学攀岩，攀不了不妨试试爬32楼，爬不上去也无妨，周末还有许多近郊远郊的山山水水可以去游，一直觉得山鹰社有一种精神，其底蕴源于对山野的一种质朴的单纯的热爱。”缘分的构成实质上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终极于“对山野的一种质朴的单纯的热爱”，这种爱不能说在日常奔忙的人生之路会蒙尘无泽，着露失光，但它的亮丽的泽芒未必成为足以支撑人生的源源不绝的暖流。人生需要这种集中的爆发，因为爆发会铸造刻骨铭心的心痕。
至于一说起雪山就可能黯然神伤的杨柳，一开始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登雪山，只是一天“吃饭的时候，史传发颇认真地说：‘中午的会挺重要的，你们最好去一下。’于是我就去了。一切仿佛平日，我正纳闷时，忽闻‘登山申请书’，一种异样的感觉升起，是触动吗？那深藏
于心也许从来就属于生命的一种渴望，我茫然了。”有些东西早早潜入心灵，心灵的主人不知不觉，也许到了发现那一天，有些晚，梦之翼错过天朗气清，这时抱一种略带遗憾而不时回眸，抒一番山情山忆的情怀，何尝不是一种曾经与山神会的心痕？
从雪山归来的女性也许是另一番情怀。1990年的女队员朱小健：“同所有的人一样，我是第一次上高原。尽管身体会不适应，高度的每一点点升高都令我兴奋不已。特别是登顶的那天，接近雪线，到达雪线，我心中充满了征服高山的快感。但这种心情随着高度的再升高而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重。沉重的登山靴使我举步维艰，冰爪上又抓了厚厚的雪。有时，风雪盖住前面队员的脚印，只能靠声音判断方向。我开始泄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不自量力，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自找苦吃，甚至想到一个人独自下山。但当时的情况只允许继续向上走。慢慢地，意识中只有登高，每一步对我来说都是胜利。看到山顶下来的人影是我最高兴的时刻，我知道自己终于要达到目的地了。登顶的那一刻，我并不兴奋。我有些不能相信，登顶已经成了事实。一个探险家曾说过：我们要征服什么？除了我们自己，什么也没有。的确，登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征服、战胜自己的过程，需要体力，但更需要毅力。”到了雪山，不再是征服的快感，而是不停地说：“自讨苦吃”，念经一般，似乎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说服自己承认和接受这一事实，让自己能在各个方面调整过来，以适应当下的处境。
1994年的女队员冯燕飞则写道：“－－‘真浪漫！’有人说。或许吧，的确，那边的风光很清澈。空气少工业的沾污染，人心少文明的沾染；生活，少金钱的污染；歌声，少流行的污染。这牛羊，都是安祥的。但浪漫不是轻松，把大山当蹦蹦床，把云彩当棉花糖的浪漫，日子长了，常会褪色发黄。而真的浪漫，往往刻着许多诚恳有时甚至艰难的东西，仅仅抱着狩猎的心情去捕捉风景，以为可以把这个世界贴在相册上占为己有的，我想不能说他懂得浪漫吧，真得浪漫该有被风景抚摸时由衷的感动和深深的平静。”是的，浪漫前面必须添加长长的修饰语和限制语。浪漫不是虚飘，而是真实的生活，有质量和和重量的生活。生活的质感本身是一种浪漫！
女队员张天鸽，95年毕业被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从此山鹰社和雪山以各种形式紧紧伴随她整整八年。在最后离开北大，离开山鹰社的时候深沉地想了许多：
“等到把论文交给导师之后，便开始几乎是全心全意地等待着离别那一刻的到来，并且享受着毕业前在北大的所有的自由和快乐。终于明白了离别中所隐含的那种快乐，即使是对美丽的北大和亲切如家的登山队也并不例外。并且我知道，离开北大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离开它，而北大在精神家园中的意义——如果你真的理解了它——也并不会因为你的离去而消失。对于登山队，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呢？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为了登顶的消息狂饮痛哭，不再有机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太阳底下奢侈地攀岩，不再能经常在午夜过后醉意朦胧地跳进小南门……是不是所有的生活就会变得暗淡无光了呢？
我真的不能也不愿意轻松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毕竟我也还没有真正地离开，并且，我也不知道，当离别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会不会象别人一样把头抵在墙上痛哭……”
雪山于她们，最终仅仅是一份珍贵的记忆。但这已经足够。因为关键是心的成长。对于她们，雪山牵系的绝不仅是二个月的时间，三千里的路程和六千米的高度，而是联系着一群生动的人－－登山队。诚实的说，确有一批人有着优秀的素质，他们是登山队的骨干。他们的朴素，无虚饰，或泼口大骂，或放声大笑，处处透着自在和坦然，却就是不见畏缩。他们是一群真的爱自然也懂得自然的人。自然不是小花小草小山包。自然是The whole world；自然是一种生活状态；自然几乎是一种信仰。他们把这些寄托给雪山－－高贵的、严格的、亲切的、洁白的雪山。登山队就是一个家，是那一座座高耸的雪山撑起了这个家，在其中你懂得锻炼，懂得合作，懂得勇敢，更重要的，你懂得什么是真的朋友，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都在雪山顶上的那面红旗上。当你离开雪山很远的时候，回头望时，还依然看到那红色的温暖。“盼望去登山，却并不指望登山。”这在山鹰社多数女生那里成为惯性的想法，她们愿意留在社里，喜欢的是山鹰社的气氛。然而女孩们都想象雪山之巅有一朵雪莲花？雪山的确残酷。狂风、大雪、寒冷，这些在城市的红尘中已是逆境之属，雪山又将它们抬上高原，再加上空寂。登山者要向蜗牛学习，背上自己“小小的家”，将自己与大地拉远，去向高高的蓝天映证自己的梦。也许是因为体力上的限制，使很多女队员终究与此无缘，即使入选也只能上到一、二号营地，于是大家习惯于将这一切与男性相系。很多雪山都是青年男子的化身，而相邻的“措”（湖）又总是女子变的。这大约是千年不变的传说。
珠穆朗玛却是一位女神的名字。登山作为个人的修炼方式比较合适，与荣誉的关系是后来加上去的。登顶固然重要，但登顶不是一切。登山者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海拔高度的变化，体会雪的淀积和岩壁的陡峭，感受跋涉的艰辛，队友的关爱，这种种由登山营造出的气氛，于是生理上有了许多从未有过或很少有机会有的体验，而他（她）的内心便也多出一份磨砺中的快感或是恐惧后的幸福，难以说清，反正是人生浓彩的一笔。或许，他（她）还能触摸到死亡的边缘。向上，向上，向上。这一切，女性便不需要吗？也许，从传统的樊笼中走出不久的女性，还没有多少人将视野扩展到这里；或许，大家都注意到了那被晒得不成样的脸，而忽略了她敏感心灵的记忆。因此与她们所能达到的高度相比，只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机会——给她们一个亲近雪山、感受登山、体验超越自我极限的机会，她们无法获得。
其实，“男人能做到，女人也一样能做到”这一类比较式豪言壮语，有点太简单。世界既有多样性，女性当然要坚持本色。登山队招新总有很多很豪爽的女孩蜂拥而至，然而最终留在山中的倒往往是女孩气十足的那一类。也许因为登山的整个装备、宣传到人员都是男性化的，反倒是女性的长处在此得以发挥。在空寂的高原上，人的关系也暂时归于原始纯真状态。
在互相的关心支持中，男生们更像能担起责任的男子汉（尤其攀登队长），而女孩们则更如她们的母亲一般温柔、体贴又勤劳。更何况如良好的高原适应力，韧性、细心，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力上的不足？
我们为“我们的女孩”而自豪。每个人都有在逆境中克服困难的经历以及面对艰险的勇气，然而有时又会陷于沉默与冥想。女孩的脚步何时能突破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何时能让女性在峰顶的微笑不成为什么特别的新闻？
也许还是只能通过她们自己的方式。是说，她们自己的队伍。在自己的队伍中，处处是同样娇嫩的面孔和柔弱的肩背，于是，没有依赖，你也要学习冷静和果断，也要捉摸天气、强记地形，甚至要试着摆弄装备，虽然很费力。任何人不再有使小性儿的特权，甚至泪水也要减少流的次数。你还要咬牙告诉自己别轻易后退，即使真的是走一步喘半天。当然，你们的营地一定更整齐，空气也更好，因为没有人抽烟；食品也更精致，因为数量比较少；甚至会有更多的野花来装饰你的梦，因为你宁愿跑出一里地去采花而不愿窝在帐篷里打牌；也许你还会有空再看曾感动过你的书或是写点什么。在等待的日子里，生活自动地将这些运转，自然若那每夜流过你梦境的小溪。
不管怎样，这是一份美好的情愫，女子登山队的尝试，便能点燃这种情愫。1996年攀登阿尼玛卿，老队员古拉和朱建红有一个愿望，帮助两位女队员登顶，最后因另一位队员滑坠而失败。实质上，登顶了又怎样呢？那么多做着雪山梦的女孩呢？帮助她们成立她们自己的队员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1997年和1998年的登山活动为女孩组织自己的队员提供了可能。97年玉朱峰活动有三名女队员，98年3—5月攀登卓奥友，又培养了一位女队员。这四名女队员果然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于1998年11月23日招新。一大早就在飘雪，桌子上一会儿就盖了一层雪花。两块板上贴着大家做的照片和海报。从早上9点多到下午5点，一直有1—3个人“守着摊子”，天气很冷，不是很热闹，陆陆续续的有人过来报名，被雪渍湿了的纸上签了四十四个名字。女子登山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就像北大登山队成立之初，会引来众人的惊奇，瞩目，也有期盼。于是机遇与挑战同时摆在面前。
这支登山队筹委会秘书长刘韬，是一九九五级心理学系本科生。在成长的烦恼中，有过徘徊。96年参加山鹰社组织的赴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考察活动归来，面对山鹰社烦琐的事务，不能不犹豫。春子说：“真正留下来的人太少了。”这句话意味登山队里潜伏着危机。大二，她终于决心留在山鹰社，尽最大可能在这里多呆些时间。人总在变化，距离也在变化。慢慢地她也不再用感情看这个社，开始体会到“留下来”意味着什么。社里事物日益繁多，赞助的事，来源，攀岩面临的困境，这一切都构成巨大的责任。如果“留下来”让人开开心心也就罢了，可是大三的心情让人觉得这些真烦真烦。欲罢不能，不罢不能。山鹰社已走过九个年头，我们今天是她的守业者，不容易。思考着她的现状，争论着新的决策，把握着社的方向，这是一项事业。我们是她的守业者。她也学会明白责任。
自97从玉朱回来，她一直渴望再登一次雪山，更高更难的，说不清雪山对她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只是抱有这么一种挚望。她知道主动权并不在她手里，最大障碍在于观念。一年的患得患失，到了五四，选拔队员前夕，她对她的命运早已知晓。有一段时间，常常一个人在宿舍里发呆，在湖边发呆，对着热闹的人群发呆，她无法怪责任何人。自苦中，去翻山友，恰好看到周峭的《雪山红颜》，看到“自己的队伍”，心里一动，也许这件事情可以做起来，也许女子可以尝试一下自己能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在没有了心理上的依赖之后，女孩子们是不是会变得更坚强些。我们总在呼唤自己的天空，这片天空要靠自己去争取。
登过山的女生，对自己的从属地位都有些敏感，一点点想法，几个人一商量，便有了计划。她与王瑾、吕艳、陈弋几个人决心先把前期工作做起来。现在她不再仅仅是守业，而是创业，创立我国第一支女子登山队。需要行动，需要承当责任。她下定决心当98年暑期赴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活动的队长，是为了女子登山，为了积累带队的经验。种豆得瓜。她一向抱着要么不做，要么做好的信条，尽管当科考队长非她初衷。她虽然希望做一个好leader，但刚开始，心里没什么底，唯有决心与热情。做个女队长在大家眼里是件稀罕和光荣的事，可女队长有种种不便之处，比如说不能被允许单枪匹马出去闯。摆在她面前的还有其它困难：资金，交通，安全，以及她自己的学业与科考工作的矛盾。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调动每一个队员的积极性，使科考工作在所有人的协作下创造性地完成，同时建立一种秩序，使每样工作能够完美地衔接，如同工厂的流水线。
从西藏归家十天，她一直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天天晚上陪母亲在门前小路散步，谈得很多很泛。父母劝她赶紧退出山鹰社，不要恋栈。她在思考。她不愿安逸地虚度三年时光，人要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回校在忐忑不安中。大四，一切现实问题接踵而来，但是怕什么呢？她自信她能很好地生存，她自信大学给了她很好的历练，尤其在山鹰社的日子。在山鹰社已经二年半，许多事已成为不能承受之轻。之所以还不离开，那是因为女子登山的心愿未了。在选择考“G”“托”，出国深造的同时，还要组织女子登山队。这时幸好父母为她顶住一片天空，支持她同时做两件事。假如“G”“托”考试出现问题，父母支持她再考，暂时不必为生计所累。她是一个顽强的女孩，虽然父母给她设计了一个缓冲空间，她还是希望同时做好这两件事。也许这是一个巧合，山鹰社的创造者也是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所谓快要毕业，意味着这一切即将不属于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尽心，非常好。(j2，攀登中的女队员)
另一位主要的组织者陈弋，也于1999年毕业。她和刘韬一起参加96年的考察活动，参加97年玉朱峰登山活动。98年刘韬带队去西藏考察，陈弋和另一位社友王晓霞去西藏旅游，也是走在同一条路。现在她俩要共同创造新的事业。
陈弋来自大都市上海，在外婆外公的呵护下长大，外静内热，做着梦来到北大，来到山鹰社。实际上她自身就是一个梦。96年3月的一天，第一次参加山鹰社的活动。她有太多的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莲花山那么美，没有想到三十多里的山路走得那么酣畅、自在，没有想到一群彼此不熟悉的人走在一起感觉那么快乐。回到北大，一身的疲累，心里的激动却好几天也没有退下去，仿佛有一道闸被撞开了，一时间，挟着潜伏已久的不甘平静漫得到处都是，不知往哪儿流。听她述说“没有想到”，还以为她是外星人，第一次来到地球上的大自然。正因为如此，她从此和山鹰社分不开了。一开始的训练，她是和另一位队员王晓霞“相互监督”着坚持下来的。“五四”黑沉沉的跑道上，她总是在“坚持”和“放弃”之间挣扎，每次多战胜一些自己，从小到大，体育成绩都很平平，总在天性的不服输和根深蒂固的不自信之间矛盾，努力地憋足一股劲。高三的那段日子，升学的负重下，却过得平平静静，心里没有太多的挣扎。进了北大，忙着做梦、寻梦，想起来却是蜇伏了大半年，依旧是平静的。而入社只几个月，至少，她全部的大学时光从此改写了。心里很多沉默的东西被唤醒了。
渐渐开始跑十圈，跑香山，金山拉练，每次都是把不可能改写成可能，因为有大家一起跑，因为大家都在坚持，因为心里那个声音不再是“我不行了”，而是“坚持”。渐渐地品味出了快乐，爱上了夜幕下的“五四操场”：远远亮着“三教”的灯光。从香山坐车回北大，看着这群朋友亲密无间地笑闹，自己也逐渐融入其中。在金山，走得气喘吁吁，青草的清香，紫的桑椹，红的樱桃，一谷盛开的野玫瑰，都给你淡淡的喜悦。
这样的时候，她总觉得自己的心是自由地飞起来的。
那时候参加每周的例会，看着登山队的队员名单公布了，看着他们为训练忙碌为学习忙碌的同时为新闻发布会忙碌为计划忙碌为前期准备忙碌为赞助忙碌，她也找机会和大家一块儿干，总觉得心甘情愿地想为山鹰社做些什么，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一块儿去做一件事是件特别满足的事情。渐渐地看了社里的一些资料和那些照片，一个人坐在一体办公室的台阶上，面对着那些雪山，宁静、美丽、宽博、苍茫、庄严，仿佛感觉得到清冷的空气和回荡在寂辽中冥冥的声音。
那一段日子，在校园里遇到穿着熟悉队服的伙伴，心里总是特别亲切。
她成了果洛考察组的一员。从莲花山回来那天，她就知道果洛这个活动，果洛、玛沁、鄂陵、扎陵这些地方钻进脑海里，曾经在图书馆泡了整个的下午，把所有可能提到那个地方的书都抽出来找一找，草原、藏俗、对神的膜拜、对自然的虔诚……
在青海果洛的那一个月，心里总是热热的，十二个人的考察组，十三个人的登山队，纯朴、宽广的草原，热情、淳厚的藏民，高原瑰丽的奇景，人面对自然被激发出来的勇气和被涤荡的纯净，还有：我们彼此同甘共苦的情谊。回来以后，离山鹰社越来越近：它的过去、现在、将来，和一份责任一种理想一起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她问自己：你深爱雪山吗？入社之前，雪山离她的生命很远，神圣而陌生。在山上，女孩更多地是跟随着同伴踏出来的脚印去体验去经历。她心里渐渐强烈的想去登山的心愿，是因为被生命的这一份体验和经历召唤，是因为这一群人一起做了这么久的梦，雪山的那个梦也一同扎进了心底，是因为大家努力尽心地去做一件事带给她积极向上的感觉和友爱的幸福感。象天鸽写的：“那个关于雪山的永久的梦想永远留在心里，没有什么风沙能将它打磨褪色，这不仅是关于攀登，也是关于成长与爱，关于生命与自由。”
她爱山鹰社，爱社里的这一群人，为社里的发展，很多人付出时间、精力、心血，但没有人以为这是作为登山的交换。而能走向雪山的人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女孩。只因为我们怀着一样的梦想。她的心早已徐徐地飞了起来，不知道能飞多高，但她想会飞过整个的夏天。1997年夏天，她飞呀飞，终于飞上了青海东昆仑玉朱峰。
她曾经写道：“每个人都仿佛动荡在无边之海上，追着一朵时隐时现的浪尖。理想常常不象一座屹立的山峰，坚如磐石，但在一些人心里，打磨不去，不折不挠。我们不停地跑跑跑，不停地问问问，不停地找找找，有时候静下心来却发现错过了身边一些美丽的东西。其实，一旦认准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从从容容、踏踏实实去做，怎么都不会后悔。简简单单，并不容易。我们有缘同行，有相似的心情，但一些话却不敢说出口，仿佛一丝的犹疑都会亵渎了雪山的神圣梦想，终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带着山鹰社给我们的执著，那一天，应该是理想的延续。
怀念那些‘在路上’的日子，怀念山上单纯的心境，怀念为心中的目标全心力付出的昂扬。雪山是很‘奢侈’的梦想，以致一次登山的经历可能改变一生，那样的生命的澄澈和饱满时时燃亮在你心里，让你坚信一些东西，也让你怀疑一些东西，也许怀着它，怀着宽容、坚韧的态度，一路行去，有一天便豁然开朗。”
她经过一年多的观望和徘徊，终于决定和自己的队友刘韬等出来组织北京大学女子登山队。她没有什么壮志满怀，只是怀念那种在路上的感觉，只是希望更多的姐妹有一份单纯，一份燃亮，一份坚信，都有豁然开朗的一天。
在云贵高原长大，登过两次雪山的吕艳，为了自己的另一份理想，说女子登山队的登山活动是不能参加了，但是还是在鼓捣，总是不失时机地在一旁敲边鼓。
北京大学女子登山队的目标已经确定——雪宝顶，海拔5588米，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内，坐落在南北延伸的岷山南段，是岷山的最高峰。暑期7、8月雨水较少，是登山的理想季节。雪宝顶海拔5000米以上主要是岩石。东南山背，5000米以上与邻峰有一鞍部，鞍部以上到顶峰是坡度约为30度的冰雪坡。西南山背，雪线高度为4700米，海拔5000米以上皆为20°-25°的冰雪坡，一般没有滑坠危险，无冰壁、冰裂缝，几乎无技术难度。在其西南山脊底部有冰瀑布，为攀登之余练习冰雪技术提拱了理想机会。第一次出征，对于长远的未来，肯定只是一次拉练，但不再是山鹰社日常的训练，而是在雪山上一展英姿。
有人曾特地为一个梦想雪山的女孩讲了个故事。说有个登山者登一座很高很陡很刺激的山，当他费尽千辛万苦，到达山的顶峰，用手扒住山尖时，看见的是一窝小秃鹫，还没想起自自已到达顶峰时，凶猛的大秃鹫飞了回来，一下一下地啄起他来。他身体的重量都用在两只手上，扒着山岩，无法与鹫搏斗。于是摔了下去，死得很惨。那人讲完，认真地望着这个女孩。这个女孩没有吭声，心里却想起一支歌，歌里唱：“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宛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星空中眨眼，你的泪是最善良的星光。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诉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问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
这是一首坚定的歌，也是一首悲伤的歌。这个女孩最后抛下“飘摇的信念”离开了她所寄托的山鹰社。星换斗移，现在女子登山队宣布成立，拉开进军的序幕，信念不再飘摇！许多新女队员尽情地畅想：
“那是一处很美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图钉似的锲入蓝天。”
“那是一个纯自然的空间，可以遥望明亮的日月之路，聆听太阳金链的金属响声。”
“冈底斯山是一面镜子，雄伟壮丽反映着投身射其上的神灵光。”
“生命中离不开追求和渴望，哪怕如一只飞蛾般为了一个光明的目标不惜走向灭亡，只为释放灵魂中蕴藏的惊人的生命之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