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高尚的梦想(西学源流)
分類: 图书,历史,史学理论,史学史,
品牌: 彼得·诺维克
基本信息·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码:91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10803008X/9787108030085
·条形码:978710803008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西学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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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那高尚的梦想》是一部“观念史”的著作,探讨了自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学诞生至20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客观性”这一神圣理想和核心规范所遭遇的命运,即其形成和衍变,受到的挑战和修正,如何得到捍卫,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观念的风起云涌,终于不可遏止地走向混乱和解体。
作者简介彼得·诺维克(Peter。Novick)出生于1934年,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他的著作包括《抵抗运动与维希政府》(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1968)、《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in American life,1999;此书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则以《大屠杀与集体记忆》为名发行)等等。后者使得诺维克大大地出名,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因为这部有关德国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详实历史分析著作,特别关注大屠杀被构造、被植入集体记忆的政治过程和特定历史社会因素,由此备受争议,在各色犹太人团体当中更是一片批评之声,引发范围极广的大屠杀讨论。
不过,在学术界,诺维克的代表作则是1988年出版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That No N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ftistoricaJ Profession),此书当年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授予的著作大奖,被认为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奇妙之作”。
目录
前言
导论 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篇 客观性的加冕
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
第二章 职业化的计划
第三章 共识和合法性
第四章 最优雅的反叛
第二篇 受围困的客观性
第五章 历史学家在后方
第六章 风云突变
第七章 职业化的停顿
第八章 分歧和反叛
第九章 交战
第三篇 客观性的重建
第十章 为西方辩护
第十一章 趋同的文化
第十二章 自主的职业
第四篇 客观性在危机中
第十三章 分崩离析
第十四章 每个人群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第十五章 中央失守
第十六章 以色列无国王
附录 本书引用的手稿集
索引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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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
文摘第一章 欧洲的遗产:兰克,培根和福楼拜
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了。到这一年,美国的对外贸易进入顺差: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0亿美元。到世纪之交,对外贸易的顺差扩大到50亿美元,美国出口的棉花、小麦、机械和其他产品源源流向国外。但在那些年代以及未来的—段时间里,从思想上讲,美国依然是个进口国。
美国历史学家建立了职业规范体系,特别是客观性这一核心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吸收了欧洲的大量思潮,其中必然首先要借鉴德国的历史学学术规范。“科学方法”也属于此类。在那个时代,科学性意味着现代性和权威性。他们选择了德国的严谨学风。正是这种学风把职业历史著作与业余历史学家文辞浮华的著作明显地区别开来,职业历史学家也在试图取代业余历史学家的地位。
美国历史学家依据他们对这些思潮的理解,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往往是依据错误的理解,确立了职业化史学思想的基础,并且在美国形成了一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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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利斯·佩里(Bliss Perry)写道:“德国人拥有学术的独有秘密,对此,我们18世纪的那些年轻人从不怀疑。1814年,当乔治·蒂克纳(George TicKnor)和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在波士顿登上客轮,驶向哥廷根大学去求学时,对此更加坚信不疑。”整个19世纪,留学德国的美国年轻人有成千上万,他们到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德国其他大学和学术中心去接受专业和学术的高级训练,因为直到那个世纪末,美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方式的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英国大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学者。1871年以前,凡是向英国大学申请学位的人必须先在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上签字。在法国,要取得大学的高级学位相当困难,如果要在索邦大学从事冥思苦想的学习,在法国的首都有可能遇到吃“臭肉”的危险。这些人还必须准备让他们的灵魂勇敢地面对“无神论”和“教皇论”的双重危险。此外,在德国求学花费不那么昂贵。在19世纪80年代末,留学生一年的花费,包括交通费用,估计比在美国著名大学学习一年的费用少三分之一。
许多年轻的美国留学生在德国学习历史学。他们发现,那里的高等教育机构,无论从它的结构还是从它的价值观念来看,都与他们原先在国内了解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在美国上大学时,学校依然以道德理论的教育为主,向他们灌输精神的、行为的和宗教的“纪律”。学生的生活安排非常紧凑,有严格的和强制性的校规。教室里上的课程大部分属于机械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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