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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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谢冰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29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63384073/9787563384075
·条形码：9787563384075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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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从资料搜集入手，于正史之外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判断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分析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从院士到学部委员折射出的1949年前后知识精英与国家之关系，一本国文教科书酝酿的现代文学教材模式，一个小说细节预示的百年中国文学之“赵树理悲剧”，《文艺报》讨论、《文汇报》专栏反映的当代文学转型过程，《学习》杂志事件揭示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作用，《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透露的高层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北京大学《红楼》杂志与“文革”后期《朝霞》杂志呈现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以及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 70年代初访华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杨振宁等人的家国情感……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
制度变化，书生之困，有什么关系。
作者简介谢泳，1961年生，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靠不住的历史》等。
编辑推荐《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仅仅以作家和作品的变化为主要依据，还应当注意那些曾经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读者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影响的历史事件。理解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品质，观察他们的大学生活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角度。不是说大学生活可以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知识和精神生活，而是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品质。
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
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
目录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1949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
“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以1951年《文艺报》一场讨论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是如何完成的——以1952年《文汇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为例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
《红楼》杂志研究
《朝霞》杂志研究
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外一种：胡适与厦门大学
家同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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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寅恪影响的怀念。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年后的学术贡献中，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他们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今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50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
……[看更多书摘]
后记本书是我近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部分论文，偏重史料搜集和判断，我对史料本身的兴趣远超过对史料的分析，因为自我感觉分析能力不足。虽然史学界对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各有理解，但我相信这个判断，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史料的发现，和古史研究中的史料发现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发现史料的意义对研究工作还是特别重要。
从学术史角度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本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论说”的传统，一个是“掌故”的传统，或者说一个 “义理”的传统，一个“考据”的传统。“论说”的传统是大传统，“掌故”的传统是小传统。“论说”重议论和立场，“掌故”重事实和人事。
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或传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所写前言，是一篇关于掌故笔记之学的经典文献。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晚清以来掌故笔记的兴盛，成为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