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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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贝拉·格雷什科维奇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252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63383972/9787563383979
·条形码：9787563383979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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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解释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悖论的转型现象：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权的剧烈嬗变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是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东欧国家告别专制政治与计划经济的双重羁绊，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东欧国家转型出现这种结局的机理何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作者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探讨东欧国家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并且与之前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欧国家中的某些至关重要的结构、制度、文化因素一方面制约了各种导致混乱、失序乃至危机的问题的出现或者减缓了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们也确实有利于转型比较平稳的运行和实现。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为匈牙利人，作为一个亲历东欧历史性变革的学者，他对东欧转型的观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种活生生的现场感。这也是本书让人感兴趣的特色所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东欧人本身对其转型历史的看法和评价。
作者简介贝拉·格雷什科维奇，匈牙利人，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于1977年和1980年从布达佩斯经济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又从匈牙利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欧洲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欧元区域的扩张、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以及公民社会的比较分析等。
编辑推荐《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东欧会出现大范围政治与经济崩溃的黯淡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虽然经济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东欧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中东欧人对体制变革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抗议要少于十年前的拉美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中东欧社会在面对经济困难时主要采用了较少破坏性的抗议形式？为什么许多人担心的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回潮没有出现？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能够抵御危机的威胁？经济危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激励作者写作《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的是这样两个问题：预言的失败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现实。
目录
代序
前言
第一章引言：崩溃预言的消失与低质民主体制的到来
第二章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第三章孤立的经济改革者
第四章当地的改革者与外国顾问
第五章对经济困难的社会反应
第六章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再思考
第七章民粹型转轨策略：从比较的角度看匈牙利经验
第八章补偿：政府的一种策略
第九章匈牙利转型中的冲突、社会协定与民主发展
第十章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注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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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与悲观性预言不同的是，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那里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东欧人为何较少地对体制性变革所带来的残酷的社会后果表达抗议？为何那里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或者民粹转向？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为何被证明为具有抗击危机的能力？以及经济危机以何种方式影响到该地区的政治局势？本书着重讨论的就是上述这些问题。我希望通过与拉丁美洲加以对比来帮助拓宽东欧转型研究的视野，反之亦然。我还希望向比较政治经济分析领域中那些想要探究东欧经验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报道该地区事务的记者们提供有趣的阅读材料。
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写作本书。从1993-1996年，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97年，我在位于华沙的中欧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在布达佩斯时，我参与了系里的一个名叫“转型目标为何”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对中东欧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作出恰当的概念性说明。
文摘第二章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在本章中，我凭借对拉丁美洲经验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何以在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更具体地讲，我将讨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通过对这两个地区发展路径的特征与结果的简要比较分析，我着重提出一些使它们能同样受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与策略的影响并接受这些观念与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条件。我也会指出它们之问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相互间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何得以胜出？
大卫·利普顿与杰弗里·萨克斯在1990年初将东欧1989年革命领导者的政治决定称作是“对欧洲的回归”，这种回归包括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体制以及有着大规模私人部门的市场经济体制。利普顿与萨克斯也强调指出，在选择采用任何一种西欧经济模式之前，这些国家应该具有市场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尽管在没有先选定某一种具体的市场体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场制度似平并不可行，他们的实际意思可能是说，东欧民众在确立转型方案时必须在下述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利普顿与萨克斯发现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共识要多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
我的目的是理解东欧民众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达成这种共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便是：人们如何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对政策改革的共识？更具体地讲，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为何在东欧国家胜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
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是有助益的。人们要想将这种研究视为目前条件下的一种适当且有益的类比，就应该记住：到共产主义垮台时，新自由主义式的方略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策范式。也是在1990年，约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发表《华盛顿所说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约翰·威廉森描述了“华盛顿的对经济问题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机构当时的流行观念”，这些人物与机构包括国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财经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思想库（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在评论华盛顿共识时总结道：“关键的事实是，现在已经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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