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主张的学说是什么?墨家思想
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公元前5世纪初，墨子可能是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
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处工就官府”的社会，即工匠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
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
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
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墨子的生长地山东，是当时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墨子从小就在齐鲁文化的
熏陶下，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他对于求取知识非常重视，他认为，人之所以
为人，是由于具有认识能力，能够获取知识。他在《墨子》“经上篇”(下凡引
用《墨子》一书时，仅注篇名)中说，“生，刑(形)与知处也”，“知，材也”。
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力在于形体与知识的统一，求取知识是人的本能。离开了知
识的单纯形体，在墨子看来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他一生也
正是以此自励，始终孜孜不倦追求知识。他曾致力于诗、书和百国春秋的学习，
对已有的知识博采广收。这使他拥有广博的学识，并把他造就成一代学术大师。
对于知识的追求，即使在他成名之后也从未中断过。据“贵义篇”记载，有一次
他南游到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去，所乘的车中载了许多书籍，他的弟子弦唐子
见了感到很奇怪，问载这么多书作什么用，墨子回答说：“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
夕见漆(七)十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
之难，吾安敢废此？”由此可见墨子勤奋好学之一斑。
墨子的为学之道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对已有知识的学习和继承方面，而更重要
的是体现在他富于批判和创新的精神方面。他努力地汲取前人的知识，又不被前
人的思想所桎梏。他能在继承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亲身的社会实践，提
出自己的见解，创立自己的学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连他的
论敌庄子也称赞他，在《庄子·天下篇》中说他“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
同”。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当时，旧的社会秩序已日
渐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形成。这时期，一部分手工业者挣脱了“工商食
官”的隶属地位，又还没有受到新的专制制度的束缚，形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的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试图跻身于“士”的行列，力争参与政治，改变自身低
下的社会地位，因而成为社会上一股活动的政治势力。墨子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并成为这股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和领袖。
墨子本身就是一个工匠，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他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和
要求。他从亲身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统治者的奢靡浪费、以强凌弱以及兼并
战争带给人民大众的苦难。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的社会状态，盼望建立一个政
治贤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尚同”社会。为此，他把自己创立的墨家
学派不但建设成为一个宣扬自己学说的学术派别，而且建设成为一个为实现自己
的政治主张而奋斗的政治组织。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
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
春秋战国之际，私人讲学的风气非常盛行。孔子兴学在前，墨子讲学在后。
他以“遍从人而说之”为宗旨，随时随地无条件设教，以宣扬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墨子对于教学，首重德行，其次为言谈，再次为道术。他特别重视义，并以
义为道德和行为的标准。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天下之良宝也”。
因此，他教学时坚持“有道相教”，“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的原则，即首先要
学生学义守义，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的知识。
在教学方法上，墨子很重视因人施教，因才施教。他认为社会是有分工的，
各人的资质也有不同，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教学也
一样，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各人的特长，而分别进行，使学生发展个性，各有
专长，并在此基础上分工合作，共同谋求天下之大利。他说，这好比筑墙一样，
能筑的筑，能运土的运土，能掀土的掀土，这样才能把墙筑成。为义谋利也是这
样，能运用哲学的运用哲学，能运用文字的运用文字，能运用科学技术的运用科
学技术，各人都“量其力所至而从事”，如此方能达到天下之大义。
墨子在教学中特别注意教导学生要学用结合。他反对孔子“君子述而不作”
的主张，坚持传述与创作并重。他认为，如果大家都述而不作，就不能有所创造，
人类社会也就不会有文明进步。他指出，如果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君子只述，小人
方作的主张来看问题，那么古时发明弓、甲、车、船的人就都成了小人，而现在
根据这些发明制做弓、甲、车、船的人反而都是君子。凡有所述，必是有人作出
的，则其所述，岂不都是小人之道。可见孔儒的主张是荒谬的。因此，他极力主
张和提倡“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要求学生述作并重，言行一致，
身体力行，反对那种只说不做，只讲空话的学风和作风，指出“口言而身不行”，
即为“荡口”。
由于墨子的主张代表了下层百姓的利益，其教学思想和方法也深受学生的欢
迎，因此从其学者很多，墨家也因此成为当时与儒家并称的显学。正如《吕氏春
秋·当染篇》所说：“此二士(指孔子和墨子)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
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也正因为墨子教学的成功，使其弟子都成了他的政治主张的忠实信徒和执行者，
墨家也因此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
墨子的政治主张是兴利除害，建立一个平等、安定、人人安居乐业的“尚同”
社会。在《墨子》一书中，他一再强调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并以此
作为他自己及其弟子立身处世的准则。他认为儒家所主张的礼乐烦琐扰民，厚葬
伤财贫民，三年守丧伤生害事，都是有害而无利的，为此他提出了非乐、薄葬、
短丧的主张。对于诸侯间的攻伐和兼并战争，以及所造成的生产荒废、生灵涂炭
的惨况，他更是深恶痛绝，视之为天下大害，为此他提出了非攻、兼爱的主张。
他还反对宿命论，提出“官无常官，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尚同上”)的主张。他期望通过兴利除害，任贤使能，兼爱互利，实现国安民
富，平等友爱的大同理想。他终身为此目标而顽强奋斗，甚至甘冒危险，不惜献
身。
关于墨子政治活动的业绩，最著名的是止楚攻宋。当时，著名匠师公输般
(鲁班)为楚王制造了云梯，将发兵去攻打宋国(都城商丘，在今河南商丘南，拥
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墨子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一面派遣
禽滑厘率领三百名弟子，带着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守城器械去宋国协助守城；一面
亲自从鲁国出发，赶往楚国(今陕西商南东南、安徽含山西北、河南南阳以南、
洞庭湖以北一带)。一到达楚国的都城郢城(今湖北江陵附近)，墨子便冒着被杀
的危险，用辩理和科技知识，使楚王和公输般折服，放弃了攻宋的计划，从而消
弭了一场攻杀战争。除止楚攻宋外，墨子还曾劝止鲁阳文君攻伐郑国(都城在今
河南新郑)，劝止齐(今山东北部，都城在今淄博东北的临淄)王攻伐鲁国。
墨子所做的这些事，完全是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是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献
身精神。他一生的活动都坚持这样做，不求名，不求利，自甘清苦，唯求理想之
实现。不但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他所教导出来的弟子也都继承和恪守这种精
神。因此，连墨家的反对派也不能不对此叹服和赞赏。《庄子·天下篇》中说：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
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
以■■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孟子·尽心篇》也说，墨子及其弟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232.htm墨子思想
据《墨子》可知，墨子思想，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③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哲学政治思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家学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
一种观点认为，墨子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命”与“天志”体现了墨子“天人之辩”强烈的思维张力，在墨子宗教哲学里，天志兼爱而不不制天命，天道酬勤，天喜欢自强不息的人。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孟子广为人知的主张“非攻，兼爱”。
逻辑思想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黑色的光亮-----------转一篇余秋雨评价墨子的好文
黑色的光亮
一
诸子百家中，有两个“子”，我有点躲避。
第一个是庄子。我是二十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当时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无着的大灾难，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他父亲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灾时要全家读庄子。这个暗示让我进入了一个惊人的阅读过程。我渐渐懂了，面对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另有一种语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诗化境界。由此开始，我的生命状态不再一样，每次读庄子的《秋水》、《逍遥游》、《齐物论》、《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张张与我有关的心电图。对于这样一个过于亲近的先哲，我难于进行冷静、公正的评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个是韩非子，或者说是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过于亲近，而是过于熟识。权、术、势，从过去到现在都紧紧地包裹着中国社会。本来它也是有大气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个大国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制胜权谋，渗透到从朝廷到乡邑的一切社会结构之中，渗透到很多中国人的思维之内。直到今天，不管是看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还是听讲座、逛书店，永远是权术、谋略，谋略、权术，一片恣肆汪洋。以至很多外国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干。对于这样一种越来越盛的风气，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实，这正是我们心中的两大色块：一块是飘逸的湛蓝色；一块是沉郁的金铜色。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后者，是怕迷失。
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于它们被选择成了中国人的心理色调。除了上面说的两种，我觉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黄色，近似于我们的皮肤和大地，而老子则是缥缈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际的雪峰和老者的须发。
我还期待着一种颜色。它使其他颜色更加鲜明，又使它们获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认为是颜色，却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
它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因此正是我的缺少。既然是缺少，我就没有理由躲避它，而应该恭敬地向它靠近。
二
是他，墨子。墨，黑也。
据说，他原姓墨胎（胎在此处读作怡），省略成墨，叫墨翟。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号来称呼自己的学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的名称都表达了理念和责能，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责能。
设想一个图景吧，诸子百家大集会，每派都在滔滔发言，只有他，一身黑色入场，就连脸色也是黝黑的，就连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脚裸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颜色发言。
为什么他那么执着于黑色呢？
这引起了近代不少学者的讨论。有人说，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盖自己作为社会低层劳动者的立场。有人说，他想代表的范围可能还要更大，包括比低层劳动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为“墨”是古代的刑罚。钱穆先生说，他要代表“苦似刑徒”贱民阶层。
有的学者因为这个黑色，断言墨子是印度人。这件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则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好奇。胡怀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个黑色的外国人，似乎是印度人；不仅如此，墨子学说的很多观点，与佛学相通，而且他主张的“摩顶放踵”，就是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证据。在这场讨论中，有的学者如卫聚贤先生，把老子也一并说成是印度人。有的学者如金祖同先生，则认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信徒。
非常热闹，但证据不足。最终的证据还是一个色彩印象：黑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对别的国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亚和南亚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种的后裔，并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这一观点的学者，常常用孟子的态度来反驳。孟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墨子很近，他很讲地域观念，连有人学了一点南方口音都会当作一件大事严厉批评，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学说，如果墨子是外国人，真不知会做多少文章。但显然，孟子没有提出过一丝一毫有关墨子的国籍疑点。
我在仔细读过所有的争论文章后笑了，更加坚信：这是中国的黑色。
中国，有过一种黑色的哲学。
三
那天，他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了鲁班（也就是公输般）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他立即出发，急速步行，到楚国去。这条路实在很长，用今天的政区概念，他是从山东的泰山脚下出发，到河南，横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过安徽，到达湖北，再赶到湖北的荆州。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脚底磨起了老茧，又受伤了，他撕破衣服来包扎伤口，再走。就凭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让他与其他诸子划出了明显的界限。其他诸子也走长路，但大多骑马、骑牛或坐车，而且到了晚上总得找地方睡觉。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脚，一路走去，一次次从白天走入黑夜。黑夜、黑衣、黑脸，从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条去包扎早已是满是黑泥的脚。
终于走到了楚国首都，找到了他的同乡鲁班。
接下来他们两人的对话，是我们都知道的了。但是为了不辜负他十天十夜的辛劳，我还要讲述几句。
鲁班问他，步行这么远的路过来，究竟有什么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讲话策略，就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请你帮忙，去杀了他。酬劳是二百两黄金。
鲁班一听就不高兴，沉下了脸，说：我讲仁义，决不杀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来，深深作揖，顺势说出了主题。大意是：你帮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楚国本来就地广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牺牲本国稀缺的人口，去争夺完全不需要的土地，这明智吗？再从宋国来讲，它有什么罪？却平白无故地去攻打它，这算是你的仁义吗？你说你不会为重金去杀一个人，这很好，但现在你明明要去杀很多很多的人！
鲁班一听，难于辩驳，便说，此事我已经答应了楚王，该怎么办？
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
墨子见到楚王后，用的也是远譬近喻的方法。他说，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车，去偷别人的破车，不要自己锦衣，去偷别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盗癖。
接下来可想而知，墨子通过层层比较，说明楚国打宋国，也是有病。
楚王说：那我已经让鲁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说，云梯未必管用吧。他与鲁班一样，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与鲁班进行了一场模型攻守演练。结果，一次次都是鲁班输了。
鲁班最后说：要赢还有一个办法，但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我也不说。
楚王问，你们说的是什么办法啊？
墨子对楚王说：鲁班以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赢过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办了。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三百个学生已经在宋国城头等候你们多时了。
楚王一听，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国。
这就是墨子对于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实践。原来，这个长途跋涉者只为一个目的在奔忙：阻止战争，捍卫和平。
一心想攻打别人的，只是上层统治者。社会低层的民众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骗去攻打别人，但从根本上说，却不可能为了权势者的利益而接受战争。这是黑色哲学的一个重大原理。
墨子阻止了一场战争，挽救了一个宋国。但是，这件大事还有一个幽默的结尾。
他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是步行。恰恰在路过宋国时，下起了大雨。他到一个门檐下躲雨，但看门的人连门檐底下也不让他进。
宋国不认识他，冷漠地推拒了他这位大恩人，而且推到大雨之下。
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运用大智慧救苦救难的，谁也不认；摆弄小聪明争执不休的，人人皆知。”
四
在大雨中被看门人驱逐的墨子，有没有去找他派在宋国守城的三百名学生？我们不清楚，因为古代文本中没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确实有一批绝对服从命令的学生。整个墨家弟子组成了一个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
这又让墨家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黑色。
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派，也有亲密的师徒关系，最著名的有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是，不管再亲密，也构不成严格的人身约束。在这一点上墨子又显现出了极大的不同，他立足于低层社会，不能依赖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心领神会。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浓烈，是黑色粘土般的成团成块。历来低层社会要想凝聚力量，只能如此。
在墨家团体内，有三项分工。一是“从事”，即从事技艺劳作，或守城卫护；二是“说书”，即听课、读书、讨论；三是“谈辩”，即游说诸侯，或做官从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认为最能干、最忠诚的有一百八十人，这些人一听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后来，墨学弟子的队伍越来越大，照《吕氏春秋》的记载，已经到了“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彻底忘我的牺牲精神，承担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他去世之后，这种感召力不仅没有消散，而且还表现得更加强烈。
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后来此君因受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难再坚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杀。自杀前，墨家首领孟胜派出两位弟子离城远行去委任新的首领，两位弟子完成任务后仍然回城自杀。新被委任的首领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听。按照墨家规则，这两位弟子虽然英勇，却又犯了规，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新任首领的指令。
为什么集体自杀？为了一个“义”字。既被委托，就说话算话，一旦无法实行，宁肯以生命的代价保全信誉。
慷慨赴死，对墨家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这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大众中，而且在今后的漫长历史上，都开启了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就从墨家渗透到中国民间。千年崇高，百代刚烈，不在朝廷兴废，更不在书生空谈，而在这里。
五
这样的墨家，理所当然地震惊四方，成为“显学”。后来连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但是，这两大显学，却不能长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差别的“兼爱”，否定了儒家有等级的“仁爱”。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兼爱》篇说——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这话讲得很明白，而且已经接通了“兼爱”和“非攻”的逻辑关系。是啊，既然“天下兼相爱”，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
墨子的这种观念，确实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礼，也就是重建周礼所铺陈的等级秩序。在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为了秩序来敬畏什么上层贵族。要敬畏，还不如敬畏鬼神，让人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督察之力，有一番报应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于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说，兼爱，也就是把陌生人当作自己父亲一样来爱，那就是否定了父亲之为父亲，等于禽兽。这种推理，把兼爱推到了禽兽，看来也实在是气坏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说：如果像儒家一样把爱分成很多等级，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总有一天，也能找到杀人的理由。因为有等级的爱最终只会着眼于等级而不是爱，一旦发生冲突，放弃爱是容易的，而爱的放弃又必然导致仇。
在这个问题上，墨家反复指出儒家之爱的不彻底。
《非儒》篇说，在儒家看来，君子打了胜仗就不应该再追败逃之敌，敌人卸了甲，就不应该再射杀，敌人败逃的车辆陷入了岔道，还应该帮着去推。这看上去很仁爱，但在墨家看来，本来就不应该有战争。如果两方面都很仁义，打什么？如果两方面都很邪恶，救什么？
据《耕柱》篇记载，墨家告诉儒家，君子不应该斗来斗去。儒家说，猪狗还斗来斗去呢，何况人？
墨家笑了，说，你们儒家怎么能这样，讲起道理来满口圣人，做起事情来却自比猪狗？
作为遥远的后人，我们可以对儒、墨之间的争论作几句简单评述。在爱的问题上，儒家比较实际，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层层扩大，向外类推，因此也较为可行；墨家比较理想，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但他们的“兼爱”难于实行。
如果要问我倾向何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墨家。虽然难于实行，却为天下提出了一种纯粹的爱的理想。这种理想就像天际的光照，虽不可触及，却让人明亮。
儒家的仁爱，由于太讲究内外亲疏的差别，造成了人际关系的迷宫，直到今天仍难于走出。当然，不彻底的仁爱终究也比没有仁爱好得多，在漫无边际的历史残忍中，连儒家的仁爱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爱”问题上的分歧，墨家对儒家的整体生态都有批判。例如，儒家倡导的礼仪过于繁缛隆重，丧葬之时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样，而且居丧三年天天哭泣的规矩也对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儒家倡导的礼乐精神，过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费天下太多的心力和时间。
从思维习惯上，墨家批评儒家一心复古，只传述古人经典而不鼓励有自己的创作，即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家认为，只有创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间之好。
在这里，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个逻辑弊病。儒家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腾自我创新的则是小人。墨家说，你们所遵从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创新的成果呀，难道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们不就在遵从小人了？
墨家还批评儒家“不击则不鸣”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为了天下兴利除弊，“击亦鸣，不击亦鸣”的勇者责任。
墨家在批评儒家的时候，对儒家常有误读，尤其是对“天命”中的“命”，“礼乐”中的“乐”，误读得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误读中，我们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既然站在社会低层大众的立场上，那么，对于面对上层社会的秩序理念，确实有一种天然的隔阂。误读，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层社会终于排斥了墨家。这种整体态度，倒不是出于误读。上层社会不会不知道墨家的崇高地位和重大贡献，例如，就连早已看穿一切的庄子，也曾满怀钦佩地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就连统治者视为圭臬的法家，也承认他们的学说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甚至，就连大家都认为经典的《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也与墨家的理想最为接近。但是，由于墨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上层社会万分警惕的，又由于墨家曾经系统地抨击过儒家，上层社会也就很自然地把它从主流意识型态中区隔出来了。
秦汉之后，墨家衰落，历代文人学士虽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评价不高，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清后期。俞樾在为孙诒让《墨子间诂》写的序言中说：
乃唐以来，韩昌黎之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邈终古矣。
这种历史命运实在让人一叹。
但是，情况终于改变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国的社会改革家发现，旧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而那些数千年来深入民间社会的精神活力则应该调动起来。因此，大家又重新惊喜地发现了墨子。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中，故意不理会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而独独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后来他又经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酥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梁启超先生更是在《新民丛报》上断言：“今欲救亡，厥惟学墨”。
他在《墨子学案》中甚至把墨子与西方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培根、穆勒做对比，认为一比较就会知道孰轻孰重。他伤感地说：
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孙中山和梁启超，是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们的深长感慨中，包含着历史本身的呼喊声。
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宝，黑色的光亮，中国亏待了你们，因此历史也亏待了中国。
七
我读墨子，总是能产生一种由衷的感动。虽然是那么遥远的话语，却能激励自己当下的行动。
我的集中阅读，也是在那个灾难的年代。往往是在深夜，每读一段我都会站起身来，走到窗口。我想着两千多年前那个黑衣壮士在黑夜里急速穿行在中原大地的身影。然后，我又急急地返回书桌，再读一段。
灾难时代与墨子的相遇，深深地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文化行为。当这些文化行为受到别人的非难，我也总是以墨子的教言来支撑自己。
记得是《公孟》篇里的一段对话吧，儒者公孟子对墨子说，行善就行善吧，何必忙于宣传？
墨子回答说：你错了。现在是乱世，人们失去了正常的是非标准，求美者多，求善者少，我们如果不站起来勉力引导，辛苦传扬，人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善了。
对于那些劝他不要到各地游说的人，墨子又在《鲁问》篇里进一步作了回答。他说，到了一个不事耕作的地方，你是应该独自埋头耕作，还是应该热心地教当地人耕作？独自耕作何益于民，当然应该立足于教，让更多的人懂得耕作。墨子说，我到各地游说，也是这个道理。
《贵义》篇中写道，一位齐国的老朋友对墨子说，现在普天下的人都不肯行义，只有你还在忙碌，何苦呢？适可而止吧。
墨子又用了耕作的例子，说：一个家庭有十个儿子，其中九个都不肯劳动，剩下的那一个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则这个家庭怎么撑得下去？
九个不肯劳动的儿子在表面上也很忙碌。主要是天天批评那个在埋头苦干的兄弟，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然后九个人之间再争名位、争待遇，谁都在高谈阔论。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鲁问》篇中，墨子对鲁国乡下一个叫吴虑的人作了一番诚恳表白。
他说，为了不使天下人挨饿，我曾想去种地，但一年劳作下来又能帮助几个人？为了不使天下人挨冻，我曾想去纺织，但我的织品还不如一个妇女，能给别人带来多少温暖？为了不使天下人受欺，我曾想去帮助他们作战，但区区一个士兵，又怎么抵御侵略者？既然这些作为都收效不大，我就明白，不如以历史上最好的思想去晓喻王侯贵族和平民百姓。这样，国家的秩序、民众的品德，一定都能获得改善。
对于自己的长期努力一直受到别人诽谤的现象，墨子在《贵义》篇里也只好叹息一声。
他说，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站起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时候却没有力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的过路人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帮他一把，将米袋托到他肩上。但是，现在很多号称君子的人看到肩负着道义辛苦行路的义士，不仅不去帮一把，反而加以毁谤和攻击。他说，你看，当今义士的遭遇，还不如那个背米的人。
尽管如此，他在《尚贤》篇里还是在勉励自己和弟子们：有力量就要尽量帮助别人，有钱财就要尽量援助别人，有道义就要尽量教诲别人。
那么，千说万说，墨子四处传播的道义中，有哪一些特别重要，感动过千年民间社会，并感动了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呢？
我想，就是那简单的八个字吧——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兼爱”、“非攻”我已经在上文作过解释，“尚贤”、“尚同”还没有，但这四个中国字在字面上已经表明了它们的基本含义：崇尚贤者，一同天下。所谓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
我希望，人们在概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时，不要遗落了这八个字。
那个黑衣壮士，背着这八个字的精神粮食，已经走了很久很久。他累了，粮食口袋搁在地上也已经很久很久。我们来背吧，请帮帮忙，托一把，扛到我的肩上。兼爱，非攻。
尚贤
各阶级同等对待，同情中小生产者。人之初性本恶百度墨子的为学之道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对已有知识的学习和继承方面，而更重要
的是体现在他富于批判和创新的精神方面。他努力地汲取前人的知识，又不被前
人的思想所桎梏。他能在继承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亲身的社会实践，提
出自己的见解，创立自己的学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连他的
论敌庄子也称赞他，在《庄子·天下篇》中说他“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
同”。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当时，旧的社会秩序已日
渐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形成。这时期，一部分手工业者挣脱了“工商食
官”的隶属地位，又还没有受到新的专制制度的束缚，形成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的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试图跻身于“士”的行列，力争参与政治，改变自身低
下的社会地位，因而成为社会上一股活动的政治势力。墨子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并成为这股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和领袖。
墨子本身就是一个工匠，生活在社会的下层，因此他了解人民大众的疾苦和
要求。他从亲身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统治者的奢靡浪费、以强凌弱以及兼并
战争带给人民大众的苦难。他立志要改变这种不平的社会状态，盼望建立一个政
治贤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尚同”社会。为此，他把自己创立的墨家
学派不但建设成为一个宣扬自己学说的学术派别，而且建设成为一个为实现自己
的政治主张而奋斗的政治组织。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
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
春秋战国之际，私人讲学的风气非常盛行。孔子兴学在前，墨子讲学在后。
他以“遍从人而说之”为宗旨，随时随地无条件设教，以宣扬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墨子对于教学，首重德行，其次为言谈，再次为道术。他特别重视义，并以
义为道德和行为的标准。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天下之良宝也”。
因此，他教学时坚持“有道相教”，“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的原则，即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