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依二舅爷陪着我奶奶回旅馆。将北京各位亲属情况说了说，希望我父亲恒历做一番事业。奶奶跟二舅爷说日本人太欺负人，东关外三洼40垧地，让日本垦拓团给相中了，让捐给协和会，我来新京就是想找皇上说说理。依二舅爷说二姐要能过就忍了吧，前日我拜会咱后清丞相胡嗣瑗，问他何时着三眼花翎，他说三眼花翎?屁眼儿!小鬼子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在天津时土肥原讲满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满人说了算；现在可好，在《给与令草案》中明确规定满系官吏俸金仅是日系的一半。有些不知趣的遗老提出，日本口口声声称满洲帝国是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要求工资待遇相同。结果被关东军臭骂一顿，硬称满洲是日本用鲜血从俄国手里夺回来的，给你一半工资就不错啦!郑孝胥对日本够忠诚了吧?也受不了。一次他在王道书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着说着义愤起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三百余年可歌可泣，我等不才，新人辈出，该让它自己走路，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肃穆的会场一下沸腾了，那些渴望谋其位的王者子弟起立鼓掌。这话惹恼了日本人，“满洲国”总务厅长官驹德三认为郑孝胥难以驾驭，故以郑总理年事已高，倦勤思退，拘俗守常，有损于新满洲发展为名，令75岁的郑孝胥带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国际共管”的梦想离开总理宝座。日本人念其建国功绩，赐其“前宫礼遇”，并提拔其次子郑禹任“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局长。失去政治舞台的郑孝胥，一心想回到北平西直门大街带藏书楼的新宅，完成自己的《海藏楼诗集》。然关东军看管甚严，动辄得咎，郑只好蜗居在长春柳条路私宅，愤懑难消，终日抑郁不乐而亡。卖豆腐出身的张景惠继任总理大臣，民间哄传说：“满洲国无人才，豆腐匠上了台。一锅糟豆腐，谁还吃得来?”张景惠吸取教训，干脆坐在日本人的怀里，规定“满洲国”国务会议只能讨论通过“火曜会议”的决议。所谓“火曜会议”，是指日本总务厅每周二召开的各部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会。有几个部长表示反对，没过两天借口改革机构，取消了表示反对的外交部、民政部和文教部。“满洲国”惹不起日本人，几十垧地就算了吧!
把我奶奶送回旅馆。我父亲随二舅爷往帝宫走，沿着伊通河岸踱着，一队日兵整齐掠过。二舅爷讲出关前去遵化祭祖，日本派兵驻守马兰峪镇，设立领事处，日本宪兵队巡逻守护。又雇工匠修复乾隆爷裕陵的月牙城，琉璃照壁，金刚墙。将老佛爷的东陵也修缮了。我们去祭陵，一个叫九井的日本处长陪同，说：“溥仪皇上是大日本的朋友。朋友的祖宗，也是我们的祖宗，请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在，谁也不敢动”。他还让我们带回遗丢的文物，谥宝、香册、金陀罗尼经被、佛像。我们见朝房、神厨库都住上日军，为维护秩序还毙了几个盗墓的，祖宗可以安生了。日本人做了一件好事呀。
要到宫门口，依二舅爷解下随身玉佩，塞到我父亲手里，说“恒历你要多学本领，靠不得祖宗，靠不得皇上，就看你自己了”。父亲捏着玉佩，望着二舅爷进宫的身影，远处车站的汽笛声长鸣，像一头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嚎叫。
回到奉天，父亲摩拳擦掌地刻苦学习，影响下的我小舅舅和大下巴、小麻子、赵亮等也都不甘人后。寒暑假仍住在校内，自己做饭，互相鼓励；物理老师沈海峰，见这几个人好学，因势利导到家中补习学校没教的三角、几何。沈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对胡适很崇拜，告诉父亲等人只有读好书，才能说今后干什么。有些同学不好好学日文，认为有辱祖宗，父亲不管这些，认真对待。考大学时。日语考卷中有一题：解释“不播种子，就不能结实”。只有父亲想起日文老师讲的《物氏新语》，是一句日本谚言，考了个100分。我老家的地被日本人征了，还有一片山林，父亲要把它经营好，就报考奉天农业大学林科。小舅舅决心当大夫，考入盛京(沈阳的又一旧称)医大，大下巴、小麻子和宫里几个卫士考入日本归宫内省管辖仅对皇族或华族开放的学习院，为将来学军事技术打基础。
伪满大学的师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