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保出发四五英里的行军成了另一个噩梦。日本兵突然强迫我们奔跑。“跑”了好一段路，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看到一个美国士兵跪在一个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里抽出了他的武士刀，在空中划着大弧。他让那个兄弟跟着他挥刀的那个方向移动膝盖，日本兵很亢奋，高呼着“万岁”。结束“热身”，那个军官快速地挥下战刀，刀锋过处，我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那个兄弟身首异处。日本军官把他的躯体踢到了田野里，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开了。当刀挥下的时候，我浑身抽搐，无法呼吸。
我们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了奥兰尼，大约有15英里的路程，没有食物，没有水。他们又驱赶我们前往两英里外的圣费尔南多——班邦的省会，中途不容许休息。我们走到当地的火车站，在铁轨边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一个由旧车头牵引的闷罐车，咔咔地驶进小站。
我们被当作畜生一样成群赶进闷罐车，每节车厢都塞进了80到100人，而通常它只能容纳十头动物，或25到30人。太挤了，很多人无法呼吸，特别是那些在车厢中间的人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都要窒息了。我很幸运，我坐在门边，脚悬在外面。享受着新鲜空气，伴着一丝微风休息，而且周围没有刺刀，真幸福啊！但是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挥动着一根藤条，死命地打在我的膝盖上。我疼得喊出声来，日本兵又猛地抓住门把手使劲地撞我的腿，我疼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的疼痛为大家带来了一点福利，门没有被关上，我们才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车子开动的时候，还能感到大风吹进车厢
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卡帕斯，我们的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就在这里。我慢慢地跳出车子，却在车辙边跌倒了，我的瘦腿不听使唤了。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猛打我的背、腿和脖子，我用双手护着头部在地上爬。当他端着刺刀要戳我的时候，我赶忙爬起来了。很多车厢中部的战友没有能够走下车厢，车里太挤，窒息而亡。
大约10分钟后，日本兵又驱赶着我们前行了。我走了大约两英里，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头晕，身体好像着了火。我发烧了，不久就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西格和布隆格抬着我往前走。运气又撞上了我。
我们衣衫褴褛，脏兮兮的身体浸透了各种液体。一路上满是结满果实的高大的芒果树，可是我们不时能在树下发现倒毙的兄弟的尸体，树叶落在他们鲜血流淌的身体上。行军的最后一天，我也差点送了命。我的脚肿得有原来两倍大了，很难跟上队伍。一个伙伴看到我肿胀的脚，建议我砍掉靴子的两边，我吃力地弯下腰松开了鞋带，好让脚继续膨胀。我仍然发着烧，当时我怀疑发烧会要了我的命。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劳拉的照片，我意识到我必须活下去，我一定要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