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你这次回去做出人来，可不要忘了我们！”
我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一路上遇到不少麻烦，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化凶为吉。
快到庆阳的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镇子上住宿下来。我同一个山西农民住一个铺，聊起天来。他告诉我要去陕北找当红军的侄子。我已经了解到，陕北到处有红军，为了有一个伴，我立即编词儿说也要到陕北去找做生意的叔父。两人目标一致，他高兴地邀我同行，说路上好有个照应。
我俩正聊得热乎，几个“民团”闯进来盘问我。这几个人下午曾与我在路上邂逅，不知我身上有什么印记，大概是气质上不太像落魄的卖字先生吧，他们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我赶紧走开。没想到他们又追进店铺来了。大江大河都过来了，还能在小河沟里翻船？我不太在乎，从从容容地应付盘查。
“有什么证明你是卖字的？”
“有，有，我写的字还有。”我解开包袱，拿出几张字给他们看，还把笔砚也拿出来，摆开要写字的架势：“老总，要想留名，我立即可写。”
“民团”没有雅兴，扫兴地走出了店铺。
我回头找山西农民，也不见了踪影。农民怕事，见他们纠缠个没完，他悄悄溜之乎也。我少了个伴，也很扫兴。
走到庆阳驿马关，我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竟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我内心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我克制住了。长久压抑的心松快了，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想跟红军哨兵逗乐的兴致。
“我叔父在陕北做生意，我从南方来看他，你怎么不让我过关呢？我听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爱护生意人，怎么我借路过一下你们都不让呀？”我隐瞒自己的身份，跟不让我进关的哨兵泡起蘑菇来。
哨兵毫不通融：“拿路条来！”
我说：“我是远方来的，到哪儿去搞路条呀？”
哨兵：“上级讲了，没有路条不行！”
我觉得需要透露点信息，让哨兵意识到我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便说：“同志，请你们指导员来一下好吧，我有话对他讲。”
另一个哨兵有头脑，感觉这位知道红军有指导员的生意人有来头，问道：“你怎知道我们有指导员？”
我闪烁其词：“我比你知道得多，同志！”
“你不简单，不简单！我带你去见指导员。”
哨兵领着我见了指导员。指导员听了我的叙述，肃然起敬，请我吃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我送到庆阳招待所住下。招待所所长拿出一套红军服装给我换。我把那身卖字先生穿的衣服脱下，丢在大门口，又穿上了久违的红军服，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