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敌人怎么不追了？我回头一看，敌人正忙着抢东西哩！我们的全部财产都在马鞍子上，马丢了，财产也丢了，敌人正吵吵闹闹地瓜分我们马鞍上的“财富”，也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敌人也明白用不着再迫，只要在山下围着，让我们下不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我们冻死在山顶。
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冰雪和石头。我们三人和毕占云带出的几个侦察员，冷得抖成一团，呼出的热气立即冻成了冰溜子。我们抱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一致认为在山顶过夜非冻僵不可，必须乘着夜色掩护逃下山去。
已是黄昏时刻，山里的冬天黑得早，我们朝山下一望，环山全是簇簇篝火，像一条火龙箍死在山脚，连篝火旁边游动着的哨兵都一目了然。包围得这样严密，如何逃得出去？
我们顺着篝火仔细看去，才发现火龙有缺口，悬崖下面既没有篝火，也没有哨兵。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松了一口气。待天黑尽之后，我们便从陡崖无路的地方，连滚带爬下了山，绕过哨兵，溜出了包围圈。
下了山，朝北走，过了河，我们叩开一户牧人的帐篷，想讨点吃的。帐篷里住着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像是藏民。女的很热情，拿出糌粑和羊肉给我们吃。张然和给了她一点珊瑚、玛瑙作为酬谢，女主人喜出望外，对我们更热情了。张然和是爪哇人，个子矮，脸黑，很像藏民，他利用长相的优势与牧民套近乎，索性认女主人为干妈，为游击支队的残兵败将争得了吃喝和短暂的安全。
我们赢得了一夜的喘息时间。睡觉之前，我才顾得打听干部游击支队失败的经过。
原来，在我去收编幸元林游击队的那天晚上，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打到了支队部。曾日三、毕占云率领支队仓促应战，抵挡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了。毕占云率领几个侦察员和张然和跑出来了，其余同志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
第二天，敌人追来，毕占云带着侦察员跑了。我和张然和的脚冻坏了，跑不动，在牧民的指点下躲到后山上。敌人也进了帐篷。不久，我们看女主人把敌人支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我俩走下山，谢过牧民夫妇的救命之恩，在祁连山里过起了“野人”的生活。
共患难不易
打仗才需要合在一起，流浪还是分开的好。不过在祁连山里，我俩还是收容了两个流散红军，一个是30军的通讯员小张，一个是姓周的团部特派员。小集体里，我的身份最高，根据红军的传统，我很自然地成了领头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我很坦诚地公布了自己的“财富”--十块法币。结果，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二天早上，我们试着下山过河，因为渡河点没有找准，没能过去。张然和再也熬不住了，赌气离开我们，自己走了。我带着小张和周特派员回到山上，又找了个宽敞的石洞住下来。我刚躺下来，周特派员出主意道：“局长，派小张去搞点干粮吧，晚上吃饱好过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