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只能在到达后,由统帅指令分属于战斗序列。补充兵之征集,除由将及时以行政院长之身分手令各省主席在保安团队中每省抽调五千人外,又责成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大城市招募。特种兵训练,在战前即由各特种兵学校如工兵学校、炮兵学校、交辎学校主持。蒋则兼任所有各该学校校长。至此由他手令各校教育长派遣所属。刚作战不久,从德国购得一部器材开始到达,有如二公分之高射炮60门,已由蒋手令区处。此外电话线之架设、预备阵地之构筑、得力官兵之犒赏奖勉、尸体之掩埋,均有统帅亲自指示。
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北京集会时,中国代表团之发言态度由蒋授意,此不仅因蒋介石兼行政院长,而且和战之关键又尽在掌握也。沪战刚开火,有英军一营从海外开来,拟进入有公共租界,亦须候蒋批可。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而此时宋子文则为资源委员会之副委员长,而又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之身分,在上海外滩置有写字间,所购麻袋可以朝发夕至也。
又在沪战期间,国军发觉探照灯之重要,于是由蒋电令另一姻兄孔祥熙购买。此时孔征以庆祝英王加冕特使之名义,游说于欧洲各国,筹商借款,兹项器材不难迅速取得。
只是类是公事私办之方式可以了无止境。以后在武汉作战期间,蒋又发出以下一电:
香港。中央银行恐秘书令侃:昭转三姨母,兄今到洛阳,约下星期二回汉。现在急需步枪三十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自来得手枪三万杆,每杆配弹一千发;重机枪二万挺,每挺配弹一万发;法国迫击炮五百门,每炮配弹二千发;三生的7口径战车防御炮五百门,每门配弹一千发。请在港设法购办为盼。兄中正。寒午机洛(1938年1月14日)
此电已同样的发至孔祥熙。孔令侃之三姨母,即蒋宋美龄,时以养伤名义在港。值得注意的,采购单所列军火非万吨莫办。须火车数十列载运,价值数千万。在当日均为令人咋舌之事,而蒋以乡人进城托买衣饰鞋袜之姿态,通过家人行之。除非此电有意将内情外泄对敌威吓,应由历史家查考所需是否购得、如何付款交货。我们可以推断者,则历史家发现德国档案中孔祥熙谀颂纳粹缄件,涂克门谓大宗中国政府公款转入孔令侃私人账户,似皆与采购军火有关。其症结则是,统帅权由蒋人身掌握,人身财政与人身外交与之配合亦事势必然。
(本文摘选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