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15，雅克-11、18，拉-9、11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放弃了在其国内设计的设想。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等请示。
谈判达成协议，在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北京通了电话。周恩来接上电话就急切地询问：“长工，怎么样？”何回答：“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周恩来随即叮嘱：“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不舍的。”“苏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外贸部长到了也还是要钱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又对准备签约的协议草案作了修改。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苏方立即将草案送斯大林审批。据说上午11点送去，下午2点文件就批下来了。代表团感到斯大林在中国航空工业的援建问题上，是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的。
谈判结束，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亲自主持举行了丰盛的宴会，为中国代表团饯行。他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下一次见面时，希望你带两个空军团到莫斯科来，在红场上降落，请斯大林同志来检阅。”
何长工笑着回答：“那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要多一些，带三个团呢。”引得席间笑声不断。
瓦西列夫对中国航天工业功不可没
中国航空工业终于从无到有，艰难地起步了。但段子俊却无法心安理得地搞修理，周恩来那“中国的航空工业要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指示，始终让他魂牵梦萦。
朝鲜战场战事炽热，飞机修理当然是第一位的；可如何从修理向制造过渡？生产建设上如何安排？分几个步骤？必须开始考虑。这些对初涉航空工业的段子俊来说是力所不及的，只有求教于苏联顾问。
然而，苏联驻中国航空工业局的总顾问波斯别霍夫，听了段子俊的询问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们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搞飞机修理，修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但对飞机制造，我无权发表意见，那是需要提请两国政府商定的事。”
段子俊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他想到了基建计划处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非常热心，他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称之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段子俊预想从他那里能得到有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