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毛泽东在1949年最后一周的感觉如何，到了1950年元旦这一天，他的心态已经相当平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见到毛时，发现他态度祥和热情。
但是，就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
毛泽东在多年后两度讲到：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报界的谈话稿”。“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我的谈话稿，他给我当秘书。”
在1月2日一早即见报的这篇《答塔斯社记者问》当中，斯大林一改前此的态度，明确写上了同意与毛泽东商谈“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字样。明确写上这样的内容，显示斯大林不仅对同毛泽东签订有关贷款、通商等项协定，乃至对讨论中苏条约问题，态度上都有所变化了。这的确很出乎毛泽东意外。
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已估计到斯大林态度有变，但一时摸不着头脑，反应谨慎。他表示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
我们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很有可能斯大林在进行了多方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之后，认识到与毛泽东重订新约的负作用，未必会大过让毛泽东不快而归的危险。因此，他下决心全面结交这个亚洲的盟友。当然，聪明的斯大林搞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小把戏。他做出一副毫无介蒂的样子，把科瓦廖夫那个秘密报告当面交给了毛泽东，很豪爽地批评说：科瓦廖夫是个搞技术的，根本不懂政治，不该卷入到这种事情当中来。而他同时其实也是在提醒毛泽东：在两大阵营当中一定要站稳立场。
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坚定态度，他于1月1３日，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和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准备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的计划。毛泽东随后特意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方面，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议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批评与中共有着良好关系的日共中央委员野坂参三的议会道路主张，并专门指示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参加批判，而后特意让人将文章译成俄文送给斯大林看，以显示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