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以后，郭老又写了（武则天），为女皇帝武则天翻案。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风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沦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着的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己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只是个“党喇叭”。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升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磐》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